研究苏轼的文献资料

简说，历史文献是历史属性，传记文学是文学属性与历史属性兼备，属于边缘问题。西方18世纪时传记文学很盛，那时的传记文学特点是资料翔实，卷轶浩繁。但还不能与历史文献的考据性功能相提并论。到了大概1919-1929年间，西方传记文学有了个新发展，重视传记作家的自由和客观。伍尔芙将之归纳为新传记。这时候的传记文学就跟历史文献差更多了，在历史属性和文学属性里也更偏文学化。中国的传记文学起步很晚，一般认为是胡适《藏辉堂札记》里首次提出，也有说梁遇春的，我没仔细研究过，姑且算胡适。或者更直白的来说吧。以苏轼为例，林语堂《苏东坡传》，王水照《苏轼传》，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些算是讲苏轼生平的，前两种是传记，后一个是历史文献。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方面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画开创了湖州画派。 神宗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fu2]、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栾城。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他工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