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戏剧的论文5000字

主要有：《明代戏曲音乐革新的创举》（1．2万字），载1989年《文艺研究》第4期；《清初戏剧论略》（1万字），载1991年《黑龙江艺术》第2期；《戏曲文学的发展及综合性艺术的传承》（8千字），载1990年《戏剧丛刊》第1期；4《戏曲改革的艰难历程》（5千字），载1988年《戏剧评论》第6期；《剧种生机论》（1万字），载《中华戏曲》第10辑；《论关索戏》（5万字），载台湾《中国傩戏傩文化专辑(上)》第69期；《古巫的足迹》（8千字），载1992年《戏剧艺术》第3期；《傩戏：傩坛和戏曲的双向选择》（1万字），载1990年《文艺研究》第6期，此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1991年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二等奖；《中国巫傩面具产生及其衍变》载1994年台湾《中国祭祀仪式与戏剧研讨会论文集》；《目连戏的思想内涵与民俗特征》，载1994年《文艺研究》第5期。主编大型画册《中国巫傩面具艺术》（中、英文），江西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台湾南天书局印刷，并撰写“总论”。 1982年以来，主要从事30卷本的《中国戏曲志》的编纂，担任副主编，参加各地方卷的初审、复审、终审，总计审稿1600余万字，写出评审意见约12万字。撰写了《地方志的起源、流变与特点》、《戏曲史、志、论三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志书的指导思想》等文章。多次应邀在北京、外省市及台湾进行学术讲座，主要专题有《徽班进京的历史经验》《民族关系与历史剧》《傩戏目连戏的起源及其民俗、宗教特征》《中国戏曲的写意精神》等。

仙居古镇的路是泥泞的，雨天几乎难走人；仙居古镇的路是狭窄的，小车几乎难停靠；仙居古镇的路是冷清的，行路几乎难遇人。我独自在古镇走着，一座高大宽阔的古园吸引了我。跨过半膝高的门槛，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别致的戏台。“哦，是戏院。”五丈高的戏台，散发着神秘的而古朴的气息，我忍不住东张西望，左摸右敲。“喂，你干什么？！”我猛一回头，蓦地发现戏台下已是人山人海。喝茶的，嗑瓜子的，聊天的，拉二胡的……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身强力壮的青年，衣着高贵的富人，衣衫褴褛的穷人……戏台上方，依然人如云烟。很多人都在上方伸着脑袋，似乎在等待些什么。孩子们在人群中嬉戏打闹，一片嘈杂；邻边儿有个大妈，同样在向外张望，还嗑起了瓜子，一个劲儿地往下吐。台下的人都好不情愿地看瓜子壳零零落落地往下掉，一下子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到处是闹哄哄的一片。“呛呛呛呛——噌——”全场骤然鸦雀无声。我也慌忙后退了几步，想探个究竟。只见一个“红眼”俏女迈着扭捏的碎步出场了。着装很是简单，仅陈旧破烂的戏服，脸上几抹淡淡的妆术，便绘成了一个角色。她先是用手在脸上遮遮掩掩的，之后竟然在原地兜起了圈子，白色的大褂，跟着她飘。耳边响起一阵如雷掌声。台下一人大吼：“祝英台，好！”原来是“梁祝”，我擦亮了眼。祝英台跷着兰花指左一点，右一指，那表情极为夸张，红色的粉底反衬着柳般细目，樱桃小嘴念着歌样的戏词，慢慢吟唱着，一个字似乎拖上了几分钟。那永远捕捉不到的眼珠子羞答答转着。许久，“蓝袍”俊生大模大样从后台绕出来，和着祝英台的曲调唱起来，唱得刚强有力。想必此人就是梁山伯。若祝英台是柔美，他则是刚毅，两者结合就是缠绵。场下几十个人都激动地吼起来，掌声似乎从未停过。“喂，孩子你在干什么呢？发什么呆呀？”我恍惚了一下，骤惊。戏曲声停了，掌声停了。台上台下所有人都似乎与梁祝一同“化蝶”了，就连那住大妈吐得一地的瓜子壳都不翼而飞了。整所园子依旧冷清冷清的，泥泞泥泞的。惟剩下眼前这个并不相识的百岁老人茫然的眼神。我问这里过去干吗用，他说表演越剧；我又问这里现在干吗用，他说这是他们住的地方。据说，留守下来的除上百岁老人便是不满十岁的孩童，壮年男女都去了新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的人越来越少。没人听戏剧，戏台也成了没用的东西了。但是无论再残旧、泥泞、冷清……久经岁月的沧桑的一砖一瓦见证了戏曲艺术旧时的辉煌。台下现在只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和一个年幼的我，在倾听着若隐若现的吟唱声……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国粹” 我最感兴趣的戏剧是京剧，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迄今已将近200多年历史，京剧更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京剧至今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它博采众长，是中国戏曲艺术中的瑰宝。它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京剧音乐属于板腔体，主要唱腔有二黄、西皮两类，所以京剧也称“皮黄”。京剧常用唱腔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拔子和吹腔。京剧较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义和小说话本。既有完整的大戏，也有众多的折子戏，此外还包括连台本戏。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比较规格，早期分为生、旦、净、末、丑、武行、龙套七行，后来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 京剧的戏剧情节是安和的，在恬静清晰的叙事过程中展现优美，它无须以紧张、激烈、刺激的剧情吸引观众；京剧的音乐伴奏是安稳的，在悠悠京胡伴奏中带出了高雅的感觉；京剧的表演风格又是安详的，既不过分高亢激昂，也不刻意一唱三叹，从不强调暴力和血腥。京剧在完善，在创新，在与时俱进，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在不断推陈出新，弘扬安和、安稳、安详的风貌，才能安坐戏剧舞台“国粹”的王座而稳若泰山！ 1960年，周总理曾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观看京剧《霸王别姬》。戏剧始，刘邦发兵攻打项羽。群臣纷纷劝谏，项羽置之若罔。总理评：“一人言堂。”项羽回到皇宫，虞姬又规劝，项羽还是不听。总理论：“一家之长。”当戏曲高潮，项羽孤军遇险，总理道：“一筹莫展。”当虞姬备酒以慰项羽时，总理曰：“一曲挽歌。”四面楚歌，汉兵将临，虞姬自刎，舞台落幕时，总理又说：“一败涂地。”总理仅用20个字就概括了项羽失败的全过程，堪称绝妙。 京剧是国粹，是我们民族源远流长优秀文化的精华，遗憾的是现在许多青少年喜欢听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看“超女”……他们对戏剧一无所知，更别说京剧了。况且，还有很多人都认为京剧无聊，很老土，还不如大众音乐时尚通俗而抛弃了“国粹”。 我们难道要“国粹”衰落在我们这一代吗？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