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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小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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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1947-1949)1947年10月,同济大学正式聘林竞成(时任附属中美医院院长)为同济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公共卫生学馆主任,此后学馆有了较大发展,人员不断增加,先后调入林寿梧、周德、张国高、张求精、陈炎磐等人。1950年,周有尚、杭敏荪毕业留校分配到公共卫生学馆工作,同时还培训了一批公共卫生技士和护士,如李植正、王祖铭、金珊英、管秀英、史可一等。2、中南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2-5)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9月份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是年,在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领导下,学院与武汉市卫生局共建武汉实验卫生所,作为公共卫生实习基地(所址:汉口瑞祥路1号,市传染病院原址),由张求精任所长、陈炎磐任副所长,并派人参加各业务组工作(如周德、张国高、李植正、王祖铭、金珊英、史可一等)。1953年因筹备教学需要,张求精被调回学校,先后由陈炎磐、周德任所长。1954年该所改为江岸区卫生防疫站。1955年,因建系及进行卫生专业教学,大部分人陆续调回学校,只留李植正、史可一等,将人事关系转到武汉市卫生局,但仍保持与江岸区卫生防疫站协作关系,作为学生实习和科研基地。1951年,公共卫生学馆开始承担中央卫生部下达的教学任务,如全国公共卫生学高级师资进修班(15人,1951—1952)、卫生干部专修班(56人,1952—1955)、公共卫生医师专修班(83人,1955—1958),以及承担医疗系本科、专科公共卫生学课程和毕业实习的教学任务。1953年,正式招收首届卫生系本科学生。为了筹办卫生系和准备卫生专业课教学,1953年5月决定将公共卫生学馆人员分为几个小组:即保健组织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和劳动卫生学4个教学小组,营养卫生学、妇幼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因当时人数较少,组成一个联合小组,在卫生系成立以前,主要承担医疗系学生卫生学教学任务。3、武汉医学院卫生系(6-1985)解放后,党和国家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人才的培养工作,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卫生部决定集中力量,在全国先办好六个卫生系。1955年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撤销,二个医学院卫生系部分教师及学生约250人调整来汉与公共卫生学馆合并,准备建卫生系。1955年5月13日卫生部下达[1955]卫教字第54号文,同意我校建立卫生系、医疗系和基础医学部。同年6月1日我校正式宣布建立卫生系,由林竞成教授任系主任(1958年后由蔡宏道接任),按照卫生部颁发的教学计划设立了7个教研组:保健组织学(主任林竞成兼)、流行病学(主任张求精)、卫生学总论(主任蔡宏道)、环境卫生学(主任林寿梧)、劳动卫生学(主任陈炎磐)、营养卫生学(主任刘毓谷)、学校卫生学(主任朱文思)教研组。并先后建立了党、团、工会及系学术委员会等组织,金振涛同志为首任党总支书记,卫生系在党总支领导下进行工作,同年,卫生系教学楼(面积约2800M2)竣工。1957年,首届四年制卫生专业本科生毕业(之后改为五年制),留系任教达26人,又从外地调入一些教师,大大充实了卫生系的师资队伍。1956年,为了适应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经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批准,在我系建立劳动卫生研究组,组织全校有关单位如劳动卫生、环境卫生、营养卫生、保健组织、生理、生化、内科等教研组,开展协作进行劳动卫生(工厂卫生)调查研究工作,卫生部每年拨给经费,并有专职人员编制。1960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劳动卫生研究组撤销,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有关单位。1962年,为了加强卫生专业临床教学,学院从两个附属医院抽调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皮肤科教学人员14人,组成卫生系临床教学小组,负责卫生系学生临床教学工作,教学基地设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学生借住在市粮食学校,教学办公室也设在粮食学校,设秘书及辅导员各1人、工作人员和工人各1人。1968年“文革”期间,卫生系临床教学小组撤销,各科人员回医院工作,其他人员分别调往有关单位,卫生系学生临床教学工作由附属第一、二医院分担。卫生系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1960—1961年与武汉市硚口区卫生防疫站建立系站协作,1965年又与硚口区一些工厂、街道、学校进行协作,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教学。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教学活动被迫中断,当年也中断招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系108名教职工,除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去“五七”干校农场劳动及下乡办教学点外,留系人员基本上分为卫生防疫和职业病防治两大组。1972年卫生专业恢复招生工作(三年制)。1973年7月医学院临时党委决定由马骏凯、刘学伦(1978年调学校科研处)、吴植恩、王峰同志任卫生系副主任,同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通知,同意蔡宏道教授任卫生系主任。为适应当时形势及教学需要,1973年对卫生系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撤销原有的卫生学总论教研组和学校卫生教研组(1977年恢复),将保健组织学教研组改为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劳动卫生学教研组改为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营养卫生学教研室改为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流行病学和环境卫生学教研组分别改为流行病学教研室、环境卫生学教研室。1970年12月根据国防工业发展需要,学校组织卫生系及两个附属医院部分医务人员成立“325会战”工业卫生科研组,承担七机部“325会战”任务。1973年3月学校领导决定该组划属卫生系领导。1978年湖北省教育局与石油化工局批准组建“325”工业卫生研究室,并修建科研楼房一栋。1979年“325会战”下马,学校下达文件将“325”工业卫生研究室改为工业卫生毒理研究室,1981年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实行统一领导。自1973年起,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即与有关工厂协作,建立了职业病门诊和病房,1975年又在附属第一医院(协和医院)设立职业病病房,1985年9月根据卫生部(85)卫科教高学188号文,与协和医院合作将原有病房扩充,并指派专人参加职业病专科门诊。1985年卫生部(85)卫防13号文件决定我校为华中地区职业病防治和人员培训中心。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环境科学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兴起,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人群健康损害的发现,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确立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国务院[1973]158号文件中要求“有关大专院校要设置环境保护专业和培养技术人才”,我院环境卫生教研室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具有医学知识的环保专业干部缺少,为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支持和领导下,从1973年开始连续举办了6期环境污染与卫生监测中高级培训班,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急需扩大队伍,输送高级专业人才,1978年,经湖北省教育局[教医(78)17号文]及卫生部[武医(78)45号文]批准正式建立“环境保护卫生专业”,同年开始招收5年制本科学生33人,1979年卫生部在成都“医学教育规划”会上将其更名为“环境医学”专业。同时,医学院批准增建:环境流行病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毒理学、环境监测学4个教研室和环境医学概论、环境医学统计、环境与卫生工程3个教学小组,为了保证卫生专业教学任务的完成,又组建了环境卫生学教学小组。1985年世界银行给卫生部贷款选定环境医学专业为特殊项目,并认定为全国环境医学培训中心,贷款近30万美元,添置了大批教学科研仪器。1980年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建立社会医学研究室。自80年代起,为了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学校批准逐步成立了一批研究室,如:1983年,流行病学教研室设立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1985年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和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相继成立相应的研究室,1986年建立职业医学研究室,1988年学校批准成立职业医学研究所。1994年环境卫生学教研室成立了地方病学研究室。1984年,医学院党委决定卫生系为处系级业务部门并决定由梁浩材任系主任,张余庆任系副主任。1984年开始筹建妇幼卫生系,1985年学校正式招收妇幼卫生专业本科学生,筹建期间举办妇幼卫生进修班2期、妇幼卫生专业证书班1期,组织编写、出版专业教材8种。4、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86-4)1985年卫生部批准同济医学院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1986年批准卫生系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2月学校正式任命文历阳副校长兼任院长,陈世蓉任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同时任命了社会医学研究所和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副所长及各教研室、研究室主任、副主任。1986年卫生部批准成立社会医学研究所,下设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居民健康、妇幼保健、老年医学、国际保健5个研究室及《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编辑部。1987年,学校党委批准,社会医学研究所试办健康教育后期分化专业,首届学生10人。1991年根据教学需要,学校批准增设健康教育教研室,人员编制不变;卫生统计学教研室改为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1989年,学校批准卫生统计教研室试办卫生统计学后期分化专业,首届学生12人。1987年,国家教委(87)教高字015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药本科专业目录》文件中,将环境医学专业列为国家统招专业(编号0202)开始在全国招生。1989年,国家教委(89)教高字021号通知,批准环境卫生(环境医学)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1993年,学校批准成立环境医学系。1976年医学院临时党委批准,成立了环境毒理学研究室。从80年代初,该研究室开始承担农业部及下属单位的新开发农药产品的毒理学评价工作,1997年,学院整合优势力量,向农业部、卫生部申报农药毒理程序评价资质,获准承担1-4阶段的评价工作。1988年5月,学校批准将1982年成立的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入公共卫生学院统一领导。1990年9月,为了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教学,经学校研究批准成立预防医学教研室,隶属公共卫生学院管理。1991年在妇幼卫生专业的基础上,成立妇幼卫生系并下设三个教研室:妇女保健学教研室、儿童保健学教研室、妇幼信息管理学教研室。为了适应我国妇幼事业的发展,于1995年开始招收妇幼卫生大专班(三年制)学生,于1997年开始招收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研究生课程班学生。1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挂牌我校,陈学敏教授兼任分院院长。同年,由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流行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儿童少年卫生学、预防医学、环境卫生学七个教研室组建成立了预防医学系,还成立了环境医学系,卫生事业管理学系,至此公共卫生学院辖四个系: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妇幼卫生系、卫生事业管理学系,三个研究所:环境医学研究所、社会医学研究所、职业医学研究所和一个中心: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成为拥有多种专业,不同层次教学和能开展较为广泛领域科学研究的公共卫生教学、科研、培训基地。经多年努力,1997年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研究室通过湖北省计量认证,建立了“保健食品功能学检验中心”,并于1998年5月获卫生部批准,承担保健食品功能学与毒理学的检测、评价工作,这使实验室首次成为国家级实验室。2000年,保健食品功能学检测中心再一次通过卫生部专家组的复审。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5-)2000年5月,根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要求,原同济医科大学与原华中理工大学、原城市建设学院等四校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同年12月,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人字【2000】19号、22号文批准,公共卫生学院设立了“同济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和“伤害控制研究中心”。2001年,根据国家教育部招生目录,学校院系机构进行学科重组、调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社会医学系、卫生毒理学系;1个研究所:环境医学研究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卫生事业管理学系和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划出,实验医学中心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整体并入环境医学研究所(图1)。同年,学院进行改革,对行政管理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和教育职员制,学院有6位同志竞聘到领导岗位,周宜开任院长,张述林任院总支书记;陈建伟任党总支副书记;杨克敌、程茂金、邬堂春任副院长。有10位同志聘为教育职员,他们是:杨世秀、夏正刚、郑刚、刘慧明、阳琳、欧阳宁慧、林伟、李民、陈兴芝、李红桃。2002年1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室通过由省教育厅组织的“双基”实验室评估;同年3月,为了培养应用型预防医学高级专门人才,经教育部批准,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全国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学位(MPH)试办院校之一,并于当年开始组织学生报名和考试工作,首届招生103人;2002年11月,由环境医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北京环境医学研究所、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向国家环保总局申报建设“环境与健康部级重点实验室”,获得通过。2003年11月,经教育部验收检查,公共卫生学院申报建设“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得通过;2003年12月,学院成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农药毒理研究中心”,副院长邬堂春教授兼任主任;石年、鲁文清教授任副主任;陈秀娜教授任技术顾问;2003年12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与武汉雄铭环境科技公司共同创建的“同济雄铭室内外环境及材料检测评估中心实验室”,经湖北省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评审通过。2004年5月,学院组建了“分子流行病学实验室”,通过公开招聘,袁晶副教授被聘为实验室主任。2004年12月30日,学院正式成立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2005年7月,根据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校党(2005)24号文件精神,任命徐水平同志为公共卫生学院党总支书记,同时免去张述林同志院党总支书记职务。2005年8月,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儿少卫生与与妇幼保健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社会医学系等单位整体搬入原实验中心大楼办公,大楼内部按统一设计标准进行了装修、添置实验台和办公家具,总投资约400万元。2005年9月,根据教育部“关于2005年度生命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检查,评估等级为“良好类”。 聘周宜开教授为“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院院士魏复盛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任期至2010年10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自2006年起由社会医学系承办的原《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医学杂志》。该杂志为教育部主管的国家级学术类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06年5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校党(2006)46号文通知,周宜开被聘为公共卫生学院名誉院长,邬堂春为院长,杨克敌、杜玉开、徐顺清为副院长。 公共卫生学院前身公共卫生学馆仅相当于一个教研室。1955年建立卫生系后才有正式的机构建制。1、1955年,卫生系设一个专业,7个教研组。2、1973年,卫生系设一个专业,5个教研室。3、1978年,卫生系设二个专业,10个教研室,3个教学组,2个研究室。4、1986年,公共卫生学院设二个专业,2个研究所,10个教研室,5个研究室。5、1993年,公共卫生学院设4个系, 3个研究所,1个培训中心,18个教研室。6、2001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1个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7、2002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1个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并拥有1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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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杂志》(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卫生部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和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联合主办。是环境卫生学专业的学术性期刊(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唯一认定期刊)。杂志编辑委员会由国内著名的环境卫生学及相关学科的专家、教授组成。本刊报道宗旨是:以预防医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全方位促进全国各地环境卫生工作水平的提高。 这个杂志是中文核心期刊,发稿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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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威武

[摘 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网络结构(网络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与社会网络互动(交流频度、亲密程度、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知识转移 网络结构 网络互动 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过程。这些研究最近逐渐扩展到企业领域。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聚焦于文化是如何规定有界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网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定义。较成熟的社会网络的定义有: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它们相对稳定的模式构成社会结构。Cole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转移,本文主要探讨网络结构及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一、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网络分析家提出特定的网络结构能够提供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网络结构是指一个参与者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根据信息的流动,网络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结构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网络的不同结构特征对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有不同的影响。 网络密度与知识转移 网络密度是一个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相互联系的强度。成员间交流的密切程度和频度决定了他们的网络密度。从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视角来看,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一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数量和其最大可能数量之间的比率。当实际的关系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的总量,网络的整体密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高度连接的网络有助于有价值知识的流动,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 网络密度是一个团队内聚性的指示器,内聚性能够产生信任。信任机制意味着指团队中的成员能够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持续的交换信息,合作与义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网络密度对于知识转移的速度和准确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结构洞、网络桥与知识转移 Burt在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社会网络中网络节点间间隙,反映不同群体间联系的缺乏。结构洞相对两端的个体处于不同的信息流中。Burt认为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为通过中介人获取非重叠信息提供了机会,中介人就是善于建立跨越结构洞的人际桥梁的人。当社会网络中存在网络节点间间隙的桥梁——网络桥时,便产生了跨越边界的“信息收益”,因为特定群体中的信息相对是重叠的,与那些只局限于单一群体的个体相比,联系不连贯群体的个体将面临更广阔的思想和机会。组织中跨越结构洞的经理人,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优势。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中心性与知识转移 网络中心性是一个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程度。中心性的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独立访问其他成员的能力,中心性程度越高的成员,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就越短,获取知识就越容易。网络的中心性是确保信息能够以低成本容易的获得,中心性低的网络对于知识的转移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中心性高的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中,一个网络成员能够容易的获得整个网络的所有信息。当信息资源是高度隐性的,或者信息变化迅速时,这种结构对于知识转移极为有效。 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 网络范围是指在跨制度的、组织的或者社会范围的连接的延伸程度。Reagans和McEvily(2003) 引入了网络的网络凝聚力和网络范围两个概念,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Tsai(2000)提出一个人的网络范围越广,他的个人网络越复杂。在组织的内部或外部,跨边界的知识转移能提高绩效。例如,在公司内部,在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降低生产成本。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使不同的工人从他人的工作经验中获益。这个界限也可以在外部。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二、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网络互动是网络的团结和同质维度。在一个网络中,互动的类型将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亲密的程度和联系强度能够影响网络中知识的转移。 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 交流频度可测量两个网络成员间资源流动的次数。一个网络成员同其他成员交流的越多,就越容易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交流的频度对于获取复杂和易变的信息与知识是极为重要。Aldrich、Rosen和Woodward(1987)提出,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的绩效正相关。 亲密程度与知识转移 亲密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成员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的,测量两个人信息交换的深度,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亲密包括自我发现、互相帮助和支持、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信任和接受。当网络成员间谈论家庭情况和政治目标时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时,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程度越高,知识转移的意愿越强,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 早在1973年,Granovertter就以两人间交往频率的高低为标准,将联系区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强联系会导致更频繁的知识交换,引起更多的努力付出,保证知识寻找者对获取知识的充分理解,强联系能够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弱联系则是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的有效路径。Granovertter认为,弱联系对于知识共享和转移是有效的,弱联系能够与组织中无连接的团队或个人建立桥梁,为新的信息提供通道,相反强联系则容易产生知识冗余。Hansen(1999)认为,组织内部团队间的弱联系有助于项目团队在其他团队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弱联系有利于非复杂知识的转移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三、结论 本文对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特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主要结论如下:在网络结构方面,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因此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在网络互动方面,交流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亲密程度较高时,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在联系强度方面,强联系可使知识被充分理解,但容易产生知识荣冗余,弱联系有助于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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