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

1916年，辛亥元勋、教育家蔡元培入掌北京大学。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一番改革，他包容各种思潮，但主要是鼓励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使北大注入新鲜气象。他有两个具体措施：一是引进各类教员，尤其是新派教员如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以及刚留美归来的26岁的胡适博士等，都被他罗致北大，与原有的教员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会合一处，北大气象顿时为之一新。二是大力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以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决定成立一个社团，于是，联络同学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取得共识。1918年岁末，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社团与期刊共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化社团都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的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文化学术、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杂志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启事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的名单。全体社员均为杂志的撰述员。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均为3人编制，任事者由社员选举产生。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在新潮社的首届职员中，编辑部的3位依次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干事部的3位依次是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杂志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3次。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学生社团和杂志也产生。一是学生许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和《国民》杂志；另一是在守旧的教员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林损等支持下，由国文系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胡文豹等成立的国故月刊社及《国故》杂志。新潮社和国故社，因一新一旧思想观点对立，经常展开激烈的论战；而国民社则处于中立状态，不过，五四运动到来的时候，三个学生社团的大部分成员，都积极参加运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许德珩等都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共青团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同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近代中国青年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青年运动的发展，为青年团的创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青年和成老年人民群众一样，经济上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奴役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受着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摧残；在思想文化上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化和束缚，精神痛苦。即使是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中的多数人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学和失业的威胁。但是他们受过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社会联系比较广泛，容易接受新思想，富于政治敏感。面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切身痛苦，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腐败统治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们迫切要求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是中国青年的共同愿望。为着实现这种愿望就产生了结成革命团体的共同要求。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我国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掀起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浪潮。这时，中国不仅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青年（学生）群体，而且陆续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青年斗争风潮。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罢课退学；1903年，拒俄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约运动和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斗争；发展到1915年，反对鉴定《二十一条》的学生爱国运动；1918年，反对鉴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示威性大请愿。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开展爱国斗争，青年们开始结成各种社团。早在1894年，孙中山28岁时就组织“兴中会”，1903年留日学生组织青年会，到1918年，著名的青年团体就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等。所有这些都表明近代中国的青年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为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2．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结合，为青年团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必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运动的开端。广大青年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起着某种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　　五四时期，在知识界和青年中出现了“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各种新刊物在一年之间“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而每种刊物的后面几乎都有一个社团，这些社团的参加者和刊物的主办人，很多是青年人。在这种“改造社会”的呼声中，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已经不再是一般地宣传，而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五四以后，天津的觉悟社、湖北的利群书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长沙的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有组织的学习，不仅对先进青年转变世界观有积极作用，而且也推动了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为着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一批先进青年还到法国等地学习和考察。　　五四运动不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而且促进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他们走出书斋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把改造社会的讨论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同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始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　　总之，一批先进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社会改造的呼声中，讨论、比较、鉴别和实践、探索，开始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青年运动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为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需要建立青年团，同时也使建团有了直接的领导。　　社会政治斗争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了政党。在阶级社会中，各个政党都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影响青年，争夺对青年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与建团有关的至少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共产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党组织只能是秘密的，于是就需要一个象青年团这样的组织，作为助手，组织一些公开的革命活动；二是壮大党的队伍需要新鲜血液，一些暂时无条件建党的地方需要扩大党的影响，为建党做准备，这也需要建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过程中和党的“一大”在南湖游艇上，都讨论过建立青年团问题。陈独秀主张组织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军，或者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同时，党的创建也使青年团的建立有了领导力量。各地青年团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1921年一些地方团组织处于“解散”状态是党“一大”后加强领导，恢复整顿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党领导筹备召开的。由于党的领导，才建立了一个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青年团组织。　　4．国际青年运动的发展和帮助。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新的阶段。1919年3月，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1月，青年共产国际在柏林成立。　　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推动了中国的建团工作。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列席大会，张太雷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张太雷回国，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局的意见，主持了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工作。1922年，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达林来华，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张太雷等一起筹备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是四运动促进马列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顺乎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1916年，辛亥元勋、教育家蔡元培入掌北京大学。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一番改革，他包容各种思潮，但主要是鼓励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使北大注入新鲜气象。他有两个具体措施：一是引进各类教员，尤其是新派教员如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以及刚留美归来的26岁的胡适博士等，都被他罗致北大，与原有的教员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会合一处，北大气象顿时为之一新。二是大力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以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决定成立一个社团，于是，联络同学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取得共识。1918年岁末，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社团与期刊共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化社团都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的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文化学术、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杂志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启事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的名单。全体社员均为杂志的撰述员。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均为3人编制，任事者由社员选举产生。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在新潮社的首届职员中，编辑部的3位依次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干事部的3位依次是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杂志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3次。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学生社团和杂志也产生。一是学生许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和《国民》杂志；另一是在守旧的教员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林损等支持下，由国文系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胡文豹等成立的国故月刊社及《国故》杂志。新潮社和国故社，因一新一旧思想观点对立，经常展开激烈的论战；而国民社则处于中立状态，不过，五四运动到来的时候，三个学生社团的大部分成员，都积极参加运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许德珩等都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