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在路上的论文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0号在福州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华文媒体参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期望华文媒体成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两年一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经过16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华文媒体交流联谊的重要平台。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规模进一步扩大，吸引430多家媒体的参与，包括香港凤凰卫视、《亚洲周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欧洲时报》等。在开幕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表示，期望华文媒体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成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王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希望华文媒体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大力传播以和平合作、包容开放、互学互鉴、互利共盈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盈，共同发展，贡献力量。裘援平（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一带一路”植根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属于世界，为全球华文媒体打开了全新的视野，提供了新闻的富矿，铺设了广阔的未来。福建 省 委 副 书 记、省 长 于伟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季星星也发表了致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赵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等出席了开幕式。面对媒体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出现的新挑战，本届论坛还特别举办了主题为“如何面对融媒体”的高端论坛，其中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提出，华文媒体应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我觉得现在中国不缺故事，这毫无疑问，有非常好的故事在中国存在，关键是需要有讲故事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和非常能够发现中国故事中间优秀智慧产权的人，那双专业的眼睛。高端论坛上，来自中新社、星洲日报、旺报、欧洲时报和世界日报的高层也针对文化传承、保护原创、内容为王等议题展开讨论。本届论坛还发布了题为《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的主旨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给华文传媒的发展带来机遇。论坛上，“一带一路”华文媒体协作云平台也正式上线，开启了华文媒体合作的新版图。

中国工业化发展与农村环境问题　[摘要] 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应对环境问题，乃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风险问题。农村日益成为污染的聚集地，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农村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在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问题之时，必须更加重视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同时，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要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关键词] 工业化 农村 环境污染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 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　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于当下时段的特性——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环境权，必须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