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总结与体会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时间:2004年11月30日 作者：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 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 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二 长程的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 四 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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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入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这三十年中主要经历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中国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落后就要挨打。坚持就是胜利革命不能妥协。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创新是科技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外寇侵略抗击到底誓死不降。洋务运动自强求富。戊戌变法顺应历史潮流。改革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停止闭关锁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居安思危不夜郎自大穷兵黩武。发展外交合纵连横。远交进攻通过战争团结军队提高国际地位。改革制度精兵简政反腐放权。发展民族工业限制外企促进资本萌芽。胡服骑射改革礼制。男女平等提高社会生产力。打地主收土地促进农业发展。废除世袭任官招贤纳杰。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