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文摘要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作为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张光芒一直把自己的学术视野集中于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尤其是启蒙思潮方面研究的拓展、深化与研究范式的转型方面，这一研究以其新型的思维方式和大胆开拓的探索精神正在引起研究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现代当代文学与思想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理性的追踪”（主持，2001-2003）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启蒙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主持，2004-200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全球化语境下汉语写作的出路及对策”（主持，2006-2008）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子课题负责人，2005-2008） 开设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时期文化转型与文学思潮20世纪中国经典作家启蒙主义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主要著作】《启蒙论》（专著，上海三联书店7）《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专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0）《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7）《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专著，上海三联书店4）《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7）【近五年主要CSSCI论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 《文学评论》1《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分析》, 《 南京大学学报》3, 《新华文摘》18转载《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 》, 《当代作家评论》5,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5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0转载《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 《河北学刊》3,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4转载；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7转载《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 《当代作家评论》3,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4转载；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1转载《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齐鲁学刊》1, 《新华文摘》8摘编《论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逻辑》, 《学习与探索》3,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5转载《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南京大学学报》1, 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4转载）《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初探》, 《人文杂志》3,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1转载《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 《人文杂志》3, 《新华文摘》9摘编《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研究范式》, 《郑州大学学报》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0转载《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内在思想根源》, 《文艺争鸣》6, 《新华文摘》2摘编《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郑州大学学报》4,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5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转载《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 《学术界》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2转载《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河北学刊》4,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转载《“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人文杂志》1, 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3转载《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 《江海学刊》2,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3《席勒式的张力：在审美启蒙与人性启蒙之间》, 《江苏社会科学》4, 《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1转载《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清末民初中国“前启蒙主义”的内在矛盾》, 《中国文化研究》1《以像观心，诊断历史》, 《江海学刊》2《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中国比较文学》2《中国新文学理性精神论纲》, 《 学习与探索》2《“莎乐美之吻”：作为形上存在的石评梅》, 《文艺研究》2002专刊《“流动的”文学史与范式价值》, 《天津社会科学》6《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 《学习与探索》4《知识分子的超越之境》, 《当代作家评论》4《论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 《江汉论坛》10《穿行在恐惧与炫耀之间——荆歌论》, 《当代作家评论》5《刘长春散文的文化意蕴》, 《当代作家评论》1评杨联芬《现代性的发生：中国文学从晚清到五四》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现代小说文体与“想像的共同体” 》, 《江海学刊》1《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 《天津社会科学》 1；《新华文摘》9《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 《江苏社会科学》2《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福建论坛》7《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贵州社会科学》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可问题是，洋务派口中的“自强”，一直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民生为本位的，所以，洋务运动从启动之日起就没有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他们建军械所也好，制造军火和轮船也罢，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清廷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对于普通百姓能否从这场变革中获得好处，他们考虑不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富强，他们还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务运动大力修建铁路、建造轮船、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让一些底层劳动者失业。因此，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推行技术变革，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不能让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惨。可洋务运动不是这样。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巡抚奎斌曾记述：“以湖北一省而论……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运动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也”。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洋务运动既然“隔阂”于民生，甚至还“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离开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焉有不失败之理？ 最后还得说一说洋务运动中的用人问题。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具体经办洋务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 一项从理论上讲绝对先进的事业，最终却落到了一批“营私渔利之徒”的手里，历史的诡谲在此暴露无遗。理论上的先进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务派在做事与做人之间的严重脱节。李敖曾说：“与什么人一起奋斗有时比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务运动的“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败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作为一段历史，洋务运动离今人已经很远了，可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却并不过时，它的教训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