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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汇报展示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中，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中国西北部通向中亚、欧洲的要道。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它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国内较早的小麦。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位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发掘中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遗址中，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同时，发掘的墓葬材料极为丰富，随葬品常见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报道指，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一米九，超过一米八的也为数不少。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中心聚落。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考古成果显示，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人骨保存完整，有非正常死亡、人骨移位现象。此前也有报道称，在已经发掘的这些墓葬遗址中，有墓主人“出现了曾经被‘剁手’的奇怪现象”。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源遗址位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大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东周考古发现中属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13年，为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范围为保护规划提供资料，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本次考古复探了1980-1981年考古勘探出城址的南墙、西墙、局部发现北墙（编号“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这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以往学术界认为该遗址始建于渤海，辽金沿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连续对其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基本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共出土各类遗物逾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癸丑”（1193）纪年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南距成都约60公里，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取得重大突破。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及出水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国学网上，他的网名叫“抱小”能力是一方面，也许更打动裘先生的，是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蔡伟在国学网上的网名叫“抱小”，有“志向小学”之意。“小学”，为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后来章太炎将其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只是当代大多数人可能对其很陌生。裘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大多从古书中来，但古书有流传下来的，也有散佚的，还有被后世篡改的。要了解历史的全部，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边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读懂这些文献，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根源又在哪里，古文字研究是基础。”此层意义蔡伟并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出于天生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蔡伟给记者看他抄写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典籍。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钢笔字迹，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有，复印费对我来说太贵了，只能抄下来。”蔡伟说。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蔡伟说，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没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觉得很孤独，周围没人能跟你交流。”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来块，比摆摊强，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董珊说。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后，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去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今年，在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