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现代化投稿经验总结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86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域外法治、学术动态等。《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深刻把握中国法治国情特点。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栏目设置特稿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与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究 域外法治 学术动态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介绍(不代表本站观点)一、《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是《法治现代化研究》合法稿件编审机构；本网站是本刊在线投审稿系统。除此之外，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稿件；也没有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二、《法治现代化研究》在线投稿后，勿再向编辑部邮寄书面稿；通过书面形式投稿的，稿件须寄给本刊编辑部，勿寄给编辑个人。三、《法治现代化研究》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版权属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对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转载、摘登、翻译或集结出版，均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许可。四、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所体现的观点均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及刊物主办、承办单位的观点。五、本刊为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强调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本刊不刊发以下类型的文章：单纯介绍制度实践或理论观点的文章；会议综述；学术综述。

“十个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总结神州大地多烂漫，一片红旗百尺竿。三十春秋挥手间，芳菲四季绿堪染。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从此，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解放思想中被浑然拉开，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30年来，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始终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一、解放思想，使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表达的是中国古代学人的治学之道。1942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实事求是”作为校训送给中央党校，如今这几个大字镌刻在花岗岩上，时刻给每一个党员干部以警醒。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取得宝贵经验。然而，曾几何时，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无端歪曲，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盛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被果断结束后，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积极支持推动这场大讨论，为全党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殚精竭虑，披荆斩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就是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精神，力挽狂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是我们党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1985年12月23日，《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没有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没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精神，是断然不可做到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大的问题，形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现代化理论处于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与60年代。现代化理论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基于某种基本观点的一致的理论流派。现代化理论在对欧美现代化发展进行概括抽象的基础上，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它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化，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要实现这种转化，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价值观。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立与转化是其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现代化理论运用关于欧洲社会变迁与社会进化的经典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广大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欠缺和不足。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但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所带来的差异更令人瞩目。理论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而进行现代化实践的却是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运用西欧自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来解释和指导当代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时，首先遇到的就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即能否用解释西方社会历史变革的理论来说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对此作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而在这一肯定回答的背后隐藏着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基本观点：（一）西方文化中心论（二）社会进化论（三）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过渡（四）发展的内因论（五）发展道路的同一论总之，脱胎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结构功能论的现代化理论，基于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的简单二分法，不仅没能很好地解释西方社会的发展，而且在研究广大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暴露出了更大的不足与欠缺。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开始认真考虑批评者的意见，对其原有的理论进行修正，并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经过修正后的理论被称为“新现代化研究”。修正后的“新现代化研究”较之以前的“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首先，“新现代化研究”抛弃了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认为它们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传统对现代化的发展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阻力，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其次，“新现代化研究”抛弃了高度抽象的类型学研究，而代之以具体的个案研究，重视历史对某个特定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作用；再次，“新现代化研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其关注历史和具体研究的逻辑结果；还有，“新现代化研究”关注外部因素对当地现代化的影响。尽管现代化理论有各种缺陷，但它毕竟使人们注意到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从而也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反应。它首先将大批学者吸引进入联合国及其他发展机构中，将广大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作为其理论的实验基地，这对于拓宽发展研究的领域，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依附理论的缺陷：首先，依附理论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自己却又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与“欠发达”、“核心”与“边陲”的二分法之中；其次，依附理论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同时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再次，依附理论基于“核心”与“边陲”的二分，在其外因决定论的前提下，认为发展与依附是不相容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还有就是依附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依附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与现代化理论一样有失偏颇。依附理论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即中心或核心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即外围或边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从国际贸易关系，从不发达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出发，去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