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论文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精神价值的深度去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形而上之人文蕴涵,是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谓精神价值,一般说来,是指人类在精神创造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所在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价值论文化,是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建构文化基础的该成果所探讨的文论精神价值,主要是指通过文艺批评著述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文艺和审美活动中的精神作用,批评标准中的精神尺度,文艺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等等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是人们自觉地对于文艺现象的反思与总结,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类,其中的精神价值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深层的精神本体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所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论,它集中体现在对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重视上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而形而下者则指具体运用,技术的层面则被视为器用范畴,道与器的体用关系是十分明了的越是在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那里,这种意识就越是强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那些有形的范畴、观念,都是建构在这种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的浑然不分,互相渗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论文化,它注重精神蕴涵的指导作用,重视人文意识的建构　　文学理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从方法论上来说,既有一种由文献入手的索隐与鉴赏；也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老庄玄鉴直观,得意忘言的把握,还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会悟后者对于文学理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贡献更大从人类学意义出发的哲理思考,虽然并未言及文学现象,甚至从表面来看是反文学的,但是由于它从人生忧患的深度出发,触及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价值论,即人的存在依据,人的精神痛苦与解脱等问题,因而,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相对于一些微观的鉴赏与考辨,更能抓住文学理论的本质所在,即文学理论是一种形而上的人文蕴涵的承载与形而下的现象阐释的有机融合没有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学理论严格说来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写作教材与文献整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与精神蕴涵产生直接而巨大影响的,倒是老庄与禅宗这些思想人物,他们表面看来不谈文艺,甚至是反对美文的,然而由于他们的思想触及人类文明与人性异化,以及人生自由、思想解放的深层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相对于一些具体的诗格、诗法之类,要深远得多这既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古代文论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就其精神价值的特点与属性,更接近于哲学文论而不是文学文论文学文论是其表层的形而下之器,而哲学文论才是其深层的灵奥哲学文论所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是因为它涵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即那种用深挚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情怀,去看待文学活动,思考文学问题,应答文学在特定时代面临的人生问题与精神解脱的问题先秦、魏晋南北朝和明代中后期的文论,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特立独行,超轶俗流,盖出于这种人文思想与精神蕴涵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的生成,是中国古代人类与天地相处,希求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心态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对自然抱有亲和之情,因为自然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同时又对自然界频发的灾难恐惧忧患,这种深层的忧患情结,是由生存的本能催发而来的从人生出发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建构其精神价值观的支点有人将中国人的理性称作为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其原因也是出于此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思维,造成中国古代人的精神价值观具有浓重的泛神论的特点这种精神价值观与人们的审美心态暗合中国古代先民从很早开始,就形成将精神与现象世界杂揉一体、浑茫不分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人将精神作为宇宙间普存的始基——元气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是清气,飞扬于天,故名为精神,而人的精神意识乃是这种清气的禀赋将精神作为宇宙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加以考虑,这一思维模式明显地带有原始思维的特性然而它又有其令人深思的地方老庄与后来的思想家都看到精神价值的泛化与非主体化,在审美与文艺的自由境界中得到了活体应验所以在庄子中,精神的自由,超越主客,物我合一,大都是在具体化的寓言等形象化的譬喻中得到彰显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特殊感受方式之上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张将精神活动融化在体验而非思辨之中对精神的体验化而非思辨化是同中国人将精神泛自然化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用诗性智慧的概念很能说明中国古代人融合物我、主客的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审美的,而非思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审美和文艺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这种审美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西方的人生价值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抗争之上,中国古代的美学与哲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而西方主客体相分裂的文化依赖宗教来沟通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人格依托宗教精神的幻射来获得统一与和谐中国传统美学具备宗教那种沟通现象与实体的功能蔡元培在近代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点认识之上的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刚健向上,逍遥独立,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精神价值,都是以体验方式而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　　与这种基于情感体验来对待精神把握的文化心理相一致的,便是中国古代文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先祖将精神问题具象化而非抽象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中国古代人从来不主张将精神与具象割裂开来看待,而是认为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等涉及精神本体与具体事物的范畴是对立的统一这一点从最早的“言意之辨”中可以看清楚后来的意象说与意境论大抵是在这种精神现象学基础之上,适当汲取佛教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立象以尽意”、“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美学原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对待精神与具象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尺度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人生化与人格化,是中国古代文论另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所决定,其宗教精神几无,其民族精神是乐天世俗的《周易》中所说“乐天知命而不忧”,典型地道出了中国人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心理因此,从这种生活观出发,他们对于精神的体认与其乐天知命而不忧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会追求解脱,而不愿意在宗教精神中求得超越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精神对于士人精神与文艺精神的提升,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这只是短暂的时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人生观念的全部基于此种文化心理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观,便执著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是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的沟通这种精神价值观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短处亦很明显往往使文艺精神太过于世俗,因而宗教的超越精神倒是能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与整个中华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表现出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历史上,每当中华文化出现断裂时,作为文化传承者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精神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向前发展的动力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兴起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竭,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因此,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不仅要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内核,而且要依据今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学的需要,对古代文论的精神取向作出鉴别与价值判断,去粗存精,为我所用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