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异同之处在于

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不可分离的兄弟，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传统历史学主要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研究资料，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也越来越关照考古学，历史学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考古学就会一筹莫展。就历史考古学而言，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难分彼此。在学理上，主要是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在学科建制上，二者彼此独立，界限很清楚，不存在谁属于谁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研究者往往要综合运用二者的资料，有时甚至难以分割（例如古文字学）。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就消失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方法是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还有五花八门的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统称为科技考古。历史学不太容易概括出特别的方法，是所谓“史无定法”，但是最基本还是用来处理文献的，如音韵、训诂、版本、辨伪、考据，稍为特别的比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当然也有异数，比如强调田野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口传史学等等，在这里“史料”的概念就不局限于书写的文字，在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则较考古学发达，流派也多。

历史分析法与文献分析完全是两回事，只是在某些时候，是“貌合而神离”。历史分析法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的梳理及所谓某些规律的把握。而文献研究既有纵向时间跨度，更要有横向的比较。简而言之，两者的研究对象有本质的不同，历史研究是时间的科学，而文献研究的对象则包含了你所能收集的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不强调时间。

优点第一，能用以研究不可能或不容易接近的研究对象。第二，文献的坦白程度高，真实性强。第三，文献研究过程简便易行且费用低。第四，研究结果可靠性大。缺点：（1）文献本身存在较多的不完善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许多用于教育研究的文献中，作者往往出于特殊目的和意图而夸大或掩盖了部分事实，使文献记载偏差。第二，选择性存留和破损。文献的保存常具有选择性，有些人如名人写的文献可以得到维护，而有些人写的文献则常常不易留存，因此现存的文献未必就是活动现象的全部。再加之文献由于是用纸张书写的，它们常常会有破损。第三，信息不完全许多尤其是日记、信件等个人文献，不是为研究目的而是为私人目的而写的，包含有一些研究者所不熟悉的关于某些事件的知识，这对于缺乏经验或缺乏有关事件知识的研究者来说，信息是不完全的。第四，限于言语行为，即文献提供的仅是关于一个回答者的言语行为，而不提供关于回答者非言语行为的直接信息。（2）文献收集困难。文献由于具有记载偏差、信息不完全和选择性存留、破损等局限，致使文献的收集存在困难。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客观事件根本无信息记录，无文献可资利用。除此之外，许多文献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公开，难于收集。（3）抽样缺乏代表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留下描述生活、思想、感情的文献资料，有些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容易以文献资料留下来，而有些人的则很难，因此文献所反映的往往只是优势群体的生活、感情和思想观念，而很少反映劣势群体的生活、感情和思想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抽样偏差，缺乏代表性。（4）文献的整理和编码困难。各种文献由于撰写目的不同，研究对象各异，内容千差万别，又缺乏标准化的形式，因而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和对比都十分困难。此外，文献一般是用文字而不是用数字记载的，难以使之数量化。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料的准确。因而搜集更多的材料，以及对使用材料的考订，成为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观点分歧甚大的情况下，只能求同存异，评论史学著作的优劣得失，不能不集中在材料的多少以及对材料的使用方面。这样，历史学的考据方法不能不成为古今中外共同承认的一个基本方法。 一提到考据，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考据之学来自于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清代考据学。其实自从有了历史学，也就存在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订的问题。孟夫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对《书》的材料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惟其如此，所以史学家们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他不仅充分利用他能够见到的任何材料，而且还想尽办法扩大他的材料来源——这个办法就是调查访问方法。 人们常说，司马迁曾经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他的神思，形成了他峭拔雄健的文风。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司马迁之遍游名山大川，是在有意识地从事调查访问，一面亲自观察游历所在以及社会的各个侧面，一面从遗老口中和历史遗迹中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的访查。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教导人们不能单纯满足文献记载，而要从对社会广泛接触中获得更多活的知识材料。 对材料真伪准确与否，司马迁是否也很关心?当然注意。他对各类文献材料中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是“不敢言”的，亦不加使用．他提出了一个考订材料的标准，就是“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是否恰当是另一问题，但考订材料之要有标准却无疑是对的。而且，以这些较为古老的文献做考信的标准，也不能说毫无价值。司马迁的许多调查访问，就是对文献材料的一个订正。总之，司马迁既开辟了广事搜集史料的路径，又认真考核使用的材料，以其生花之笔，写出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是既注意材料的搜集，又注意材料的考订。他将搜集来的史料，以年系月，以月系日，将材料分别列于年月日当中，按时间先后将材料排列起来。先做长编，然后又对所使用的材料，考核其异同，做了《通鉴考异》。考异就是对材料真伪的辨别，对材料的分析。这种辨别和分析，是史家必具的一个基本功。史学著作成就高低，同这个基本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