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杂志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爱国知识界人士始终坚持战斗。当时，王任叔在《保卫大上海与伟大的民族个性的创造》一文中写道“为了战略，为了长期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拿着机关枪、大炮、步枪的中国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着笔杆，拿着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决不能从上海撤退的。”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国记者斯诺的住处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斯诺的样书。斯诺告诉他，此书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真实记录延安见闻的通讯集，内容太吸引人了。他一读完，就在座谈会上介绍给朋友们。他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但最大的难题是出版。这种红色书籍，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复社就这样成立了。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抢时间，他们把书拆开，十一二个人同时翻译。全书30万字，不到一个月翻译完毕。书译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就是向读者发预约券。书定价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业，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帮忙。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斯诺说，从字面上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的，很快就发行了五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空。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23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此书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印启事中说出版《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印书资金是个大问题，把《西行漫记》的盈余贴上也远远不够。因为鲁迅深受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热心号召，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4个月，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

我现在不大做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浄土。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百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我不做梦，希望内政修明，党派消灭。只希望至少对外能一致，外邻侵犯时，保留一点人气。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绩。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过关的信。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勤还账款。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十八年回不去的故乡。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出自-鲁迅（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