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论文

郑教授是国际知名工程热物理学家，迄今在国际传热和能源期刊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80余篇，SCI他引4400余次，h-指数为39，单篇论文SCI他引最高和次高分别为400余次和390余次。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和其后在美国宇航局(NASA)的工作，主要从事辐射换热及航天器热控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2003年度美国航空航天学会颁发的热物理学奖（AIAA Thermophysics Award）。在夏威夷大学任教期间，他开始从事多孔介质传热理论及其在地热能源开发和其它再生能源应用的研究，因多孔介质传热方面的研究成果，获1996年度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传热学纪念奖（ASME Heat Transfer Memorial Award）和2006年度ASME传热学经典论文奖(ASME Heat Transfer Classic Paper Award)，是多孔介质传热学的奠基人。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期间，他开拓了微尺度沸腾和冷凝传热及其在芯片散热和微型燃料电池应用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市科技一等奖（排名第一）和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基于在多孔介质传热、微尺度传热、辐射换热三个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他获得了2006年度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美国化学工程学会共同颁发的马可杰克纪念奖（ASME/AIChE Max Jakob Memoiral Award），该奖是国际传热学最高学术奖(相当于传热学诺贝尔奖)，郑平教授是目前唯一囊括上述工程热物理学最顶尖四项国际大奖的中国（含华裔）学者。2010年郑平教授获日本机械工程学会（JSME）颁发的热能工程国际奖，表彰他在传热学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及促进日本与国际传热界交流所作的努力。 自2003年起郑教授在上海交大全职任教，先后担任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学科带头人、所长和名誉所长，在国家985/211工程资助下，创建了微流与热控研究中心，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团队。近9年来，他连续主持了两项有关微尺度传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两项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基金。他在微尺度传热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2006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和2007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培养的吴慧英教授获得2009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培养的博士生王国栋获得2009年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和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现任国际传热传质期刊（I J Heat Mass Transfer）和国际传热传质通讯（I Communications Heat Mass Transfer）两份国际期刊中国地区主编，以及其他十二份国际传热和能源类期刊编委。郑教授是国际知名工程热物理学家，迄今在国际传热和能源期刊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80余篇，SCI他引4400余次，h-指数为39，单篇论文SCI他引最高和次高分别为400余次和390余次。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和其后在美国宇航局(NASA)的工作，主要从事辐射换热及航天器热控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2003年度美国航空航天学会颁发的热物理学奖（AIAA Thermophysics Award）。在夏威夷大学任教期间，他开始从事多孔介质传热理论及其在地热能源开发和其它再生能源应用的研究，因多孔介质传热方面的研究成果，获1996年度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传热学纪念奖（ASME Heat Transfer Memorial Award）和2006年度ASME传热学经典论文奖(ASME Heat Transfer Classic Paper Award)，是多孔介质传热学的奠基人。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期间，他开拓了微尺度沸腾和冷凝传热及其在芯片散热和微型燃料电池应用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市科技一等奖（排名第一）和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基于在多孔介质传热、微尺度传热、辐射换热三个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他获得了2006年度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美国化学工程学会共同颁发的马可杰克纪念奖（ASME/AIChE Max Jakob Memoiral Award），该奖是国际传热学最高学术奖(相当于传热学诺贝尔奖)，郑平教授是目前唯一囊括上述工程热物理学最顶尖四项国际大奖的中国（含华裔）学者。2010年郑平教授获日本机械工程学会（JSME）颁发的热能工程国际奖，表彰他在传热学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及促进日本与国际传热界交流所作的努力。2003年起郑教授在上海交大全职任教，先后担任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学科带头人、所长和名誉所长，在国家985/211工程资助下，创建了微流与热控研究中心，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团队。近9年来，他连续主持了两项有关微尺度传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两项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基金。

转一篇论文供参考论文化理论批评的定位问题 ——对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相关“国学热”和“本土文化”诉求的反思 一、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入中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关注。与后殖民主义相对的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指宗主国对殖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方面进行侵略。而后殖民主义则是指在殖民主义时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政治、经济实力做后盾，对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控制，强调的是对文化、知识和精神领域的控制。赛义德的著作《东方学》的出版是这种理论成熟的标志。 严格来说，与印度以及非洲国家不同，中国只是一个半殖民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不断地输入到中国。直到今天，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控制仍在进行。纵观鸦片战争至今的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五四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思潮发生了激烈而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断层，西方社会文化的入侵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急速没落，中国整体的文化精神受到了严酷的考验。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出世入世的哲学思想体系，十分不注重技术，有“奇淫巧计”之说，做工和经商也远远没有入仕和农耕的地位高；而西方文化恰恰与此相反，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到当时中国社会的背景——国难当头、正值危难存亡之际，社会各界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文化界在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可以救国救难的实用哲学，因此转向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对技术和文化的选择就是这些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响应时代的召唤，中国学术界被迫转向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这一选择为之后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断层埋下了伏笔。 五四之后的百年来，西方商品经济文化在我国的迅速传播、高等院校里西方知识和思想的大范围推广，全球一体化的触角也已经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文化、政治、思想等更深的领域。就在此时，不断地出现了诸如“迷惘的一代”、“失梦的一代”、“艰难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词汇，这些标签要贴的正是这个时代里中国的脊梁。国人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已经渐行渐远了。重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亟须对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学习、重新认识。因此，“国学热”、“本土文化”就不是什么突兀的现象了，实是有感而发、有本而来。 二、后殖民主义批评及其困境 赛义德的著作《东方学》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然而书中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他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是深深地打上西方文化烙印的，研究的立足点就是西方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真实的东方吗，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是客观和科学的吗？ 自赛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传入中国，一大批中国学者纷纷解读这一学说。由于后殖民主义批评本身的复杂性、两重性，也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和价值观不同，所以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引进初期，学者们对这一批评的态度分歧很大。有人对后殖民主义持欢迎的态度，称赞塞义德是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有人对这一理论表示警惕和疑虑，认为东方主义学说的反动性大于进步性；也有人对后殖民主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表示要谨慎从事，有区别有选择而不能全盘套用。 文化理论都有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性和批评性研究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和科学。“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批评的定位是西方化的，西方学者展示的东方文化只是西方人文化构想的产物，是西方人为了确认“自我”而构建起来的“他者”。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西方学者对东方学的研究不过是在印证他们构建起来的东方，并不能客观反映真实的东方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终回归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而反观近二十年来国人在文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国人的体质对外来精神食粮的消化能力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可能是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严重不足，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难以做到兼容并蓄。文化和思想，与科学技术很不同，它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失掉了自身文化的包容性，最多也只能掌握外来文化的形式，外来文化的精髓却不是国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久可以掌握的，因此，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综上所述，所谓的东方学不过是西方殖民文化以及后殖民文化霸权的最直接反映。中国在九十年代持续升温的“国学热”以及大众对本土文化的热忱和重拾正是对这种批评理论不科学的定位进行反思的产物，反映了对批评理论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的诉求。 三、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反思 既然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批评理论不能科学，那么对东方文化的批评理论应该如何定位呢？事实上，在赛义德之后，一些文化理论研究者在批评理论的定位问题上走得更远。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批判也在不断修正他们的立足点或者说是定位。部分学者改变了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原态，尽量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东方和西方两者之间的位置上，以保证文化批评理论的科学性。 就中国而言，国人必须自己把缺失的文化传统找回来，任何其他文化的学者都无法替代。“国学热”现象其实并非国人寻找文化传统的第一次尝试。事实上，早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普通大众就意识到了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只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我们加深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 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都是我们对古老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实际行动，其中包含了我们深刻的反思和去伪存真，更是从历史观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当然这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站在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思考。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然而，我们还必须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重拾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够真正读懂中国的文化传统。只有重拾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心，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只有互相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共荣、互相印证的局面，从而有利于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