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论文600字

1、2002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以“机遇”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以“机遇”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拟题目，不限文体，不少于600字。 2、2003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以“荣誉”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题目：以“荣誉”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不限文体（诗歌除外），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3、2004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期待”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期待既有期望、等待的意思，也有企盼的意思。期待既可以是对人的期待，也可以是对事的期待；既可以期待别人，也可以期待自己。 请以“期待”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4、2005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北京奥组委对于举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强调要体现中国特色、北京特色、时代特征。请你就其中的某一方面，谈谈自己的观点、建议或设想，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议论文。 5、2006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感动”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有人说秋天是金色的季节、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也有人说秋天是萧索的季节、凄凉的季节、思念的季节。请以“秋天来了”为题，写一篇200字的短文。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所感动；感动是从善良心灵中涌动出来的一种美好情感。请以“感动”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6、2007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新我与旧我”为话题，写一篇文章，要求：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600字。 今年中秋节当日，北京各大超市纷纷抛售名牌月饼，节前7元一块的月饼，最低卖到5元；98元一盒的月饼，最后以30元两盒的超低价出售。当日，月饼的销售量超过节前的五倍。请就此事，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短文，谈谈你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新的自我，一个是旧的自我，有人说，认识新我比认识旧我困难；也有人说，认识旧我比认识新我困难，请以“新我与旧我”为话题，写一篇文章，要求：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600字。 7、2008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沟通”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一次慈善家好不容易帮助某个青年治好了腿疾，没想到这个青年后来成了抢劫犯。这位慈善家深有感慨地说：“我只是想让他尽快走起来，却没有教他应该往哪里走。”请以此事为话题，写一篇200字的议论短文。 沟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行为方式。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需要沟通。沟通可以加强了解，化解矛盾，增进友谊，促进和谐。请以“沟通”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8、2009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国家、历史、文化”为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我们每个人都有跟别人约会的经历。假如你在一次跟亲友的约会中，对方迟迟未到，你一定很焦急。请用200字的篇幅，写出你当时等待的心情。 某个历经战火毁坏的国家，其博物馆的大门上高悬着这样一条横幅：“只要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活着，这个国家就活着。”请以“国家、历史、文化”为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9、2010年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作文题目：请以“执着”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有人向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老妇人问道：“尊敬的夫人，您用什么化妆品把自己保养得如此美丽，使您整个人显得这样生动和富有吸引力。”老妇人微微一笑，未作回答。她的一位邻居在一旁答道：“我从未看见她使用过化妆品。她只是用善良柔化自己的声音，用施与护理自己的双手，用公正塑造自己的形象，用真诚美化自己的心灵，用坦然对待一切不喜欢她的人。” 请以“用真诚美化自己的心灵”为题，写一篇200字的议论文。 “执着”在佛教的教义中原指尘世事物的追逐不舍。但是对于尘世中的人来说，执着乃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他们身上往往都凝聚着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精神。 请以“执着”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诗歌除外）。10、2011年全国成人高考语文作文题：选择选择，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面对。我们一次一次做出选择，也就意味着一次一次接受生活的的邀请，见证重游的丰富与厚重。请以“选择”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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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