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变化的论文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结构,长期以来承担了养老的基本功能,在我国农村养老中,家庭养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流动加剧,农村的家庭结构在规模、类型、代际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急剧变化,势必会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家庭与养老的相关研究后,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现状、原因与趋势,重点探讨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5个章节。其中前两章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第3章和第4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第5章是本文结论部分。第1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然后梳理关于家庭结构与家庭养老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研究思路和框架并阐述本文的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第2章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对家庭结构与家庭养老的相关概念做必要的界定,提出了支撑本文观点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财富流动理论,为后面的研究做理论准备。第3章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现状、原因与趋势。本章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分析我国农村家庭在规模、结构类型、代际关系方面呈现出的新的变化特征;并从社会经济、人口流动、思想观念、政策转变角度等系统分析了导致家庭结构变迁的原因;结合相关研究预测,给出了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变动的趋势。第4章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章重点分析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农村家庭养老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分析表明,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负面冲击,又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第5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得出论文的研究结论,即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是单方面的而非决定性的、是结构性的而非功能性的,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角色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应当融合中西养老思想,发展家庭养老文化;普及高龄老人津贴,补充家庭养老资源;发展家政服务产业,满足老人照料需求;鼓励青壮年接父母迁往城镇定居。

(一)消费结构面临转变 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消费支出,用于医疗方面的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消费、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将放慢。 (二)科技创新遭遇浅滩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从科技方面来讲,目前提倡的创新型社会,中青年的创新能力较老年人要强,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正是劳动力人口中中青年比例下降。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三)劳动力比例下降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年龄人口决定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供给又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从而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从欧洲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正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四)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正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到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l亿人,届时抚养比例将达到5:1。老年人群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对象。据卫生部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9倍,可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尤为突出。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增幅为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