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图强之路》，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巴蜀书社200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宋辽西夏金元卷（插图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巴蜀书社，2011年12月。 《四川历史辞典》（撰写41辞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宋代蜀学研究》(与胡昭曦、粟品孝合著)，巴蜀书社，1997年。《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与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蔡崇榜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2005年8月增订本改名为《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1-3）从“宋挥玉斧”说起——略谈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历史知识》1981-4）邹容何时东渡日本？（与刘子平合作。《史学月刊》1983-6）阿永蛮、吕告蛮考述（《川大学报丛刊》第28辑，1985）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西南民院学报》1987-1）邵雍思想与老庄哲学（《中国道教》1987-4；又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文献》1991年第1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四川大学学报》1991-3）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儒学思潮（《天府新论》1991-6）《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评介（《史学史研究》1991-6）编年出新意（《博览群书》，1992-1）宋朝“以火德王”刍言（《中国文化》总5，1991）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文史知识》1992-2）“四川”一词使用的考察（《巴蜀史志》1992-4）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史学月刊》1992-5）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1993-2）宋仁宗时期的反佛老思潮（《中州学刊》1993-4）自杞国考略（《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陵、东陵与东陵大盗（《文史知识》1994-8）“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社会科学研究》1994-6）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10。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95-3）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1995-4）宋代“泸夷”社会的演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版）秦九韶及其数学成就（《社会科学研究》1996-4）宋代岷江上游的羌族羁縻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1）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97-3）“僰国”释疑（《巴蜀史志》1998-3）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2）“都掌蛮”研究二题——明代“都掌蛮”的构成与消亡（《四川大学学报》1998-2）一个消失民族的史诗：“僰人”民间传说试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5）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6）《吴天墀文史存稿》读后（《中国史研究》1999－4）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2）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1－2）《华阳国志》卷末“离合诗”的释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1－2）荧惑崇祀及其在宋代的流变（《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3期）军功阶层与“有限皇权”（《读书》2001年7期）巴蜀古代文化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1年7期）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兴学运动（《漆侠先生纪念论文集》2002年10月）“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6期）长沙炎陵说的缘起（《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4期）《蒙文通文集》简评（与吴天墀合作，《巴蜀书社20年》，巴蜀书社2003）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川大学报》2003年第5期）从土地制度的变化看宋代社会（《西华大学学报》2004年1期）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4期）都掌族群的来源及其势力的发展（云南社科院历史所《西南文化研究》，2004）试论蒙文通的理学思想——《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驳议（《中国文化》总21期，2004）通识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6期）地方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社科会学研究》2005年2期）族群问题与民族史研究（论文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地区的手工业以及“贱民”问题——主要以普兰、札达两县为例》，《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南宋名臣崔与之治蜀简论》，《西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都广之野”与古蜀文明——古蜀农耕文化与蚕丛记忆》，《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11月；《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吴天墀先生的治史风貌与持点》，《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唐代的变化体现出南朝化倾向，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些变化相对北朝来说十分巨大，却不过是南朝历史发展倾向的继承。但唐代的变化，有的是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变化。即使是具有南朝化倾向的变化，也不是南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南朝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如唐代的均田制崩坏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如南朝，但唐代大地产的经营形式和劳动者身份却与南朝有很大不同。南朝大土地上的劳动者是依附性很强的部曲佃客，其中合法荫占的田客为数不多，大部份属于非法投附或非法荫占的依附人口，这种情况直到唐前期大抵如此。两税法颁布以后，封建国家既允许土地的无限兼并，也不再阻止佃农队伍的扩大。按照“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佃客可以就地附籍，与庄田主之间不再存在庇护的关系；按照“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客户多为“贫穷不支济户”，他们可以准制放免两税，不存在逃避赋役问题，其身份不再是非法逋逃。宋代客户正是唐代两税制下客户的发展。又如两税制以资产为宗，继承了南朝计资的倾向，但南朝租调据田亩、据资与据丁并行，有如唐前期租庸调与地税、户税并列。两税法则完全不以人丁为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征纳向财产转移的先河。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上接南朝，却远过南朝，其中如茶税、飞钱便换等，则是南朝没有的新事物。南方的开发，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远迈南朝，中唐以后下至两宋，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文化重心全部移至东南。东晋南朝的常备军仍是承自魏晋的世袭兵。宋齐以后兴起的募兵，由将帅自行召募部曲，部曲与将领的关系，仍带有私家部曲的烙印[41]。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唐朝军队全部改为召募，国家从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职业雇佣军，由国家财政保证其生活来源，故号称“官健”。至于官制上的使职差遣制，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思想学术的变化，总的来说还是唐代的新事物，其意义在于下启两宋。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的崇重，在制度上为寒门入仕开辟了道路，较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唐代，很多旧族子弟仍利用科举制重新获得失去的特权，只有到了宋代，科举制“草泽望之起家”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出来。　　有鉴于此，并综据前述，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的意义：其一，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晋末动乱和北族政权的建立，在北方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与直接继承三国西晋传统的南朝出现显著差异。隋唐间南朝因素在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南北社会的整合和历史的初步衔接。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其二，唐代中叶的变化“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具有划阶段的意义[42]，但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显示出中唐前后历史的衔接性和连续性，表明唐代中叶的变化虽然具有划阶段的意义，但这种阶段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其三，汉魏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并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是封建社会因素在古代社会母体内自然发展的结果。所谓“五胡乱华”以及诸北族政权的建立，使封建社会的进程出现迂回和曲折。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说明，尽管不无曲折和迂回，仍不能阻遏中国封建社会遵循自己固有的合乎规律的进程发展。　　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表明前承北朝的隋唐历史与东晋南朝相衔接，但这样一个过程又似乎表明，北朝的历史虽然绝非徒然无意义，却不一定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中外学者每将蛮族入侵下罗马帝国解体与“五胡乱华”下西晋帝国崩溃作比。但西晋帝国崩溃后不足三百年，所谓“五胡”等少数族已完全融合、同化于汉民族，并孕育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唐帝国。而约略在同一个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蛮族王朝，并没有很快走上罗马化道路，帝国废墟上形成许多民族国家，曾经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文化长期湮没不彰，分裂割据倾向，统一帝国瓦解，经济、文化衰退，被看作欧洲中世纪的一些重要时代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文化构成中，大量吸收了西北、北方诸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天竺、波斯东传的文化，当时称之为“胡化”。对此中外学者已作过大量的研究。又如北朝刚劲雄浑的诗歌，尚武骑射之风，以及妇女的相对开放，亦为唐代所继承。唐代制度、文化以南朝要素为主，但南朝以外的因素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唐代之所以成就辉煌，气魄恢宏，正在于她既继承了以南朝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传统文化，又广采博取各种外来文化营养，提炼消化，弘扬以为己用。

虽然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多次发生战争，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和平交往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一、多民族政权并立。宋，辽，西夏，金，蒙古，各族政权相继建立。二、民族融合是历史主流。南方宋人往北方，北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族来到南方，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生活，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日益加强的。三、 民族矛盾突出：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彼此之间战争不断。辽、西夏、北宋、南宋、金都是亡于其他民族政权的进攻。四、封建思想文化制度扩张。两宋时间南方封建制度日益成熟，随着民族之间的融合，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封建制度一步步向北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