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前景论文

李飞主任作为国内知名胎记血管瘤专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胎记诊疗事业的发展，不断的将血管瘤、胎记等皮肤病的医学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推向高境界。其先后在《中国医疗前沿》、《中外医疗》、《中华皮肤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关于胎记治疗的论文及文章。其中《胎记发病机理与免疫力的缺失》、《论“生物波”在中国皮肤疾病临床中的发展前景》、《血管瘤在临床治疗上的研究》等获得优秀论文奖。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中医的世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如何顺应自然、强身健体有了更多的需求。中医药，无疑是治未病的最佳途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最大疗效的治愈，最小损伤的副作用。而今天，中医药发展潜力不断凸显，中医药现代化进程加快，满足了人们对中药产品高效、速效、长效的要求。中医药新剂型彰显魅力，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彰显斐然。我国依靠上千年的药用历史和丰富的中药资源优势，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传统中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价值已为临床实践所证实，展望未来，中医药事业前景广阔，大有作为。

中医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海外市场需求日趋流行中医药行业海外日趋流行近年来，疗效和安全性的逐步提升，使得中医药在海外日趋流行。明星效应的推动也帮助中医药得到了更多的曝光。但是，中医药的海外推广并不尽如人意。如今英国中医药行业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沉淀期”。尽管在争取英国医保体制认可上屡屡碰壁，业界仍在为推动英国中医立法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海外传播效果颇丰中医起初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随后传播给了华人圈子附近的外国人。如今，中医药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效果最好，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有所发展。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药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中医药行业发展阻碍分析尽管海外传播取得喜人成果，但中医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医学实践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除韩日以外，中医并未进入当地医疗体系的主流，大都停留在“个体户式”的诊所模式。在中医接受度较高的荷兰，中医有4000多人，却开有1500多家中医诊所，每间诊所受训的中医人员亦不过3人，中医在立法、标准制定、教学体系、职业系统和社会声誉方面都不乐观。立法限制人才缺乏中医药在海外传播的困境，与立法监管方面的缺陷具有密切关系，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诊疗方法在英国发展迅速，其对于部分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良好治疗效果，赢得了英国主流媒体关注和社会认可。然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治疗的零监管也使低水平的中医诊所混入市场，中医诊疗整体水准出现滑坡。90年代末爆发的“中药致癌”事件大大损害了中医药的声誉，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011年《欧盟传统草药制品法令》正式实施，占据中药市场份额达60%的中成药被禁止出售。目前西方国家对中草药进口的限制仍然是中医药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海外中医药人才缺乏海外中医药人才的缺失也是影响中医药长足发展的因素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习中医的人越来越少，后备人才不足成为一个重要制约因素。部分在英国行医的中医药医生来自中国，年龄较大，在专业术语的英语表达和新的信息技术掌握方面有一定局限，影响其行医效果。在英国的中医诊所良莠不齐，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服务不佳的诊所被市场淘汰也符合正常市场规律。完善产业加强监管如今，中医药的海外传播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中央部委和各省区市陆续发布的中医药行业发展扶持文件多达50份，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称，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医药全球发展，支持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促进国际中医药规范管理。目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86个，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中医药的国际化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各国推进。据《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未来，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应致力于人才供应链、产业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的搭建。中医药在海外的推广需要构建相关的政策、市场、科研、教育等全体系专业人才结构;同时搭建贯穿产地种植、生产加工、运输物流、零售服务终端的产业供应链;利用人参、红豆杉等具有金融属性的中草药产品，结合创新金融投资模式，借由金融渠道推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

我老劝自己这是中国的国粹。要坚持。也送给你吧。我想学中医的都迷茫过。尤其是从招聘会上回来。可也没有办法啊，只能祈祷政府重视其中医，人民从新关注中医。就像非典那回，中医的短暂灿烂，也让我们觉得有希望不是？！加油！！！！

中药产业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是当今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又是我国医药经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表明，中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药现代化是提升中药产业的重要途径。当今国际国内医药市场的各种变化及21世纪医药市场的发展趋势，在给中药产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世界医药市场，就成了中国中药产业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高新技术产业司。该司产业处处长顾大伟博士就我国中药产业的行业前景、现状、发展思路和近期主要工作目标作了详细的阐述。 医药行业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热点，作为医药行业的分支，中药行业更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顾大伟认为，中药行业是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的。众所周知，医药行业是全世界公认的国际化产业，在国际最新标准划分的28种产业中，医药品是国际交换量最大的15类产品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出口量增加最快的5类产品之一。预计未来10年里，全球药品销售额每年将增长7%左右，到明年医药市场销售额将达到4000亿—4060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6800亿—72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植物药市场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势头，在现有每年销售额300亿美元的基础上，正以平均10%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另据国际组织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植物药将快速增长至1000亿美元，达到国际医药市场销售总额的1/6—1/4。 随着全球范围“回归自然”浪潮的涌起和对化学药品副作用的深入认识，国际市场对中药的欢迎度在逐渐增强。在一些发达国家，中药正在走俏，这为中药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同时，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我国人均用药水平低，仅为美国的1/40，药品消费的空间是巨大的。 中药产业是我国医药产业中独具特色和优势的领域，中药在我国使用已有五千年的历史积累，拥有系统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现代科技手段开发中药，与化学药物和生物技术药物相比，具有风险低、命中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的显著优势，是参与药品市场竞争、扩大出口和解决12亿多人口用药问题的重要手段。 我国制药业，特别是中成药工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1999年，全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已达到56亿元。目前，中药产业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涌现了一批中药骨干企业和市场龙头品种，由于现代中药产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和高附加值的吸引力，而且有国家强大的产业政策导向，中药产业已成为投资者选择的热门行业。中药产业必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国外天然药物领域竞争日益激烈。而有关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并不理想。在中药行业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加严峻的挑战、更加激烈的竞争会随之而来，国外企业将抢滩中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国外企业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际植物药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中药产品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药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和效益却在下滑，1996年—1998年连续3年滑坡，1999年略有回升，但市场份额不足5%，而日韩两国却占到了25%。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某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他们在无传统经验和理论的情况下，依靠现代科技理论取得了产业化成功之路，并大举向我国市场推进。 2、国外企业竞相低价收购我国中药材资源的情况愈演愈烈,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国外企业凭借其资本、技术、产品优势，设置高门槛的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给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设置屏障。 3、生物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挑战等，都对我国中药产业构成了全方位威胁。不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积极意义上讲，机遇带来有利于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挑战则是激励发展的内在功力。 我国中药产业化发展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蓄势待发，中药行业正蕴育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 在谈到中国中药产业的现状时，顾大伟说，改革开放20年，我国中药行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一批有实力和有需求、实施高技术改造的中药骨干企业；已有了一批可以产业化的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通过实施“中药现代化产业行动计划”、“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为中药高技术产业化提供了一批可应用的成果，并初步形成了中药产业化的科技支撑条件，拥有了良好的政策及融资投资环境。总之，中药产业化发展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毫不客气地讲，我国中药产业正萌动着蓄势待发的巨大能量，蕴育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 我们不能否认，我国中药产业家底较薄弱，相对落后，仍然存在“一小、二多、三低”（企业规模小，企业数量多、重复产品多，企业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低、生产能力低）现象和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但主要问题是产业过程化中高科技含量低。目前，有几个关键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先进适用的制备工艺、高新技术和装备，急需推广应用。当今医药工业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正朝着制造过程自动化、系统集成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因此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内在质量和质量的稳定性。然而，作为需高度保证产品质量的中药产业来说，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及其装备却严重滞后，与国外有20年的差距，尤其是中药提取，精制工艺的科学性、先进性、严谨性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工艺条件客观化控制程度不高，制造技术及装备缺乏集成化，仍有相当一批中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共性技术急需解决。因此，要积极地依靠官、产、学、研、金结合，研究或借鉴其他领域的先进技术，实施对中药制药过程中各项单元制造技术与装备的智能化组合应用，及其关键工艺参数的在线检测连续采集和程序化、自动化控制。这是中药产业走向高技术产业化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将上述过程的关键环节进行控制和优化，并开发出高质量的控制成套装置和技术平台，按日前1/3的中药企业需要改造的话，仅此一项就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二是我国可集约化、规范化生产的高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亟待提高，可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急需发展和培育。三是符合中药特点，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急需建立，中药产业化创新体系亟待建立和健全等。如果这些关键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药产业的市场份额必将大大提高。 在扶持壮大中药现代化产业方面，国家计委有着明确的发展思路，也采取了不少举措来支持中药发展 顾大伟介绍说，计委在扶持壮大我国中药现代化产业方面的整体发展思路是：以疗效优势突出、市场需求量大的现代中药高技术产品为龙头，以实力强规模大的企业为主体，组织产、学、研、金相结合的队伍，依靠先进适用技术为支撑，在政府的扶持指导下，通过实施对中药产业全过程关键环节的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全面提高中药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形成中药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快速提高中药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使中药产业发展成为以高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为基础、具有强大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大型现代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国家计委决定采用“专项扶持”的形式贯彻这一战略。通过现代中药示范工程建设提升我国中药工业的整体水平，促进中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开辟新的产业领域，通过强化现代中药产业的基础支撑条件，为实现跨跃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培养一批单品上规模的中药企业，如在抗癌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哈药慈航等制药企业。特别是加速高技术中药产业化发展，示范应用先进的提取、分离、制剂及生产过程系统控制技术，使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药骨干企业在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上全面实现技术提升，建立对全行业进行技术辐射的示范工程和产业化基地，促进“大企业、大品种、大市场”战略的实施。加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化产品的产业化，使我国中药在中国加入WTO后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现代中药产业化专项扶持的实施，将使我国中药产业（主要指中药种植农业和中药工业）规模到2005年达到年产值800亿—1000亿元，年均递增16%以上；中药产品年出口额达到100—120亿元，占中药工业产值的10%以上，年均递增20%；年实现利税150亿元，年均递增10%，其中利润50亿元，年均递增10%；产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占中药工业总值的比重达30%，技术进步对中药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5%以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药工业重点依托企业50个，产值占全行业70%，大型企业集团重点产品200个，其中年产值超5亿元的30个，超1亿元以上的100个，约占中药产品产值的30%，使中药产业成为名符其实的支柱产业。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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