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期刊点评人是谁啊

1、《明清云南彝文档案史料评述》，载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民族古籍论丛》第一辑，1992年12月。2、《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4期。3、《云南省县级档案馆声像档案管理工作概述》，《云南档案》1994第6期。4、《彝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思想战线》1995年第3期。分别被《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检索。5、《论尤中教授的学术特点》，载于《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6、《论云南古代彝族汉文档案史料》,载于《东陆学林》第五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7、《云南民族地区妇女生育健康探析》，载于《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1995年4月。8、《论傣族古文字历史档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该文为《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检索。9、《论彝族社区群与生育健康》，《生育健康与社会科学通讯》第13期。10、《珍贵的西南古代彝族金石档案》。《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6期。该文被《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检索；《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检索。11、《论〈徐霞客游记〉的云南少数民族史料研究价值》，载于《'94中国云南徐霞客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12、《傣文历史谱牒档案研究》，《思想战线》1996年第4期。该文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检索，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季刊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13、《发窝乡生育健康现状与对策》，载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14、《介绍改善民族贫困村妇幼保健状况的一个项目》，载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生育健康》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15、《云南少数民族汉文历史石刻档案评述》，《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3期。16、《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开发利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该论文被评为'96北京国际图联大会学术论文征文优秀论文。17、《录像磁带档案及其管理》，《云南档案》1997年第1期。18、《彝文历史谱牒档案探析》，《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19、《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古迹的保护与抢救》，《云南图书馆》1997年第三期。20、《云南省少数民族医学史料与妇女保健》，载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21、《明代屯田制度对云南彝族的影响》，载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为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中宣部、中国科学院专家选编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一书摘要刊载。22、《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石刻档案述评》，《西南民族学学报》1997年第3期。23、《德宏州傣族传统医学与生育健康初步调查》，《生育健康与社会科学通讯》第21期。24、《论珍贵的傣族历史石刻档案》，发表于档案学全国核心刊物《档案学通讯》1997年第4期。25、《纳西族历史石刻档案评述》，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一书，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该论文为中共中央党校、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评为优秀论文。26、《试论傣族传统医药学的开发与利用》，《思想战线》1998年10月。27、《从科技档案管理学谈主干课程建设与教学中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问题》，载于云南大学改革教育思想、加强素质教育论文集《世纪末的思考与探索》，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28、《彝文历史文书档案述评》，载于《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一），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9月。29、《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与健康》，载于《社会与健康》，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6月。30、《科技档案管理学教学法》，《云南高教研究》1999年第4期。31、《〈傣族传统医学与生育健康〉课题研究报告》，《生育健康与社会科学通讯》第28期。32、《云南少数民族无形文化的保护与抢救》，《思想战线》2000年增刊。33、《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内涵及构成研究》，载于《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10月。34、《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及其技术保护》，载于《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10月。35、《藏文历史档案研究》，《西南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36、《简论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问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37、《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保护政策研究》，《档案学研究》（国家级核心刊物）2002年第2期。38、《中小型图书馆信息数字化建设的途径与对策研究》，《新千年的大学图书馆-功能、发展趋势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39、《西南少数民族石刻历史档案的现状与保护研究》，《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40、《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研究述评》，《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3年第3期。41、《壮族原生历史档案略述》，《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42、《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43、《论企业档案目标管理中的管理制度建设问题》，《思想战线》2004年增刊。44、《珍贵的西南少数民族金文历史档案》，《民族译坛》2004年第4期。45、《论少数民族古籍的档案界定》，《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5年第2期，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46、《论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检查基础材料的管理问题》，《思想战线》2005年增刊。47、《论教学规章制度的建立与本科教学质量的控制》，《思想战线》2005年增刊。48、《西南少数民族石刻历史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49、《2005年教指委年会暨十四届档案学专业系主任联系会议共识与指导》，《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5年第5期。50、《2005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会议述评》，《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5年第5期。51、《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建设》，《中国档案》（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5年11月。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52、《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6年4月。53、《分割与联系--以，〈科技档案管理学〉为例探讨档案学专业综合素质培养的问题》，《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6年第4期。54、《企业档案数字化管理研究》，《兰台荟萃--云南省档案学术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5月。55、《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科技历史档案研究》，载于《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暨首届中国传统手工艺论坛论文集》，2006年9月21日。56、《论图书馆学、档案学和信息学专业本科课程一体化建设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7年第1期。57、《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流失及其保护对策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7年第4期。2007年8月28日。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58、《珍贵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7年第4期。59、《论启发式教学在科技档案管理学中的实践运用》，《档案学通讯·增刊》（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7年第6期。60、《论档案学与图书馆学、信息学专业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问题》，《兰台世界》（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8年第1期。61、《档案学专业实践技能的培养与创新》，《中国档案》（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8年4月。62、《论模块教学理论在档案学专业素质教育中的实践与运用》，《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8年第3期。63、《论档案学专业实践技能实习基地的建设与运作问题》，《兰台世界》（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8年7月。64、《论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中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载于《源于实践服务全局——兰台工作纵横》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8月。该论文获得国家档案局征文一等奖。65、《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中应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8年第4期。66、《论亟待抢救保护的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9年第1期。67、《论流失海外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历史与现状问题》，《兰台世界》2009年1期。68、《流失海外纳西族东巴经档案文献保护研究》，《云南档案》2009年2期。69、《论西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流失海外的保护与追索问题》，《四川档案》2009年2期。70、《西南少数民族医药历史档案文献的发掘利用问题》，载于《西南古籍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藏文金石历史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09年第5期。72、《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载于《信息社会与多元化--云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73、《云南少数民族档案遗产保护机制的构建》，《中国档案》（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0年第2期。74、《论我国濒危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保护问题》，《档案管理》（档案学类核心期刊）2010年第3期。75、《流失海外少数民族档案文献追索问题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0年第3期。76、《论文化遗产抢救背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原生历史档案保护问题》，载于《耕耘之道——2010兰台探索》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7月。该论文获得国家档案局征文一等奖。77、《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0年第4期。78、《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的抢救问题》，《兰台世界》2011年2期。2011年1月15日。79、《云南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流失及其整合性保护研究》，《思想战线》（核心期刊），2011年第3期。2011年5月15日。80、《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流失保护研究》，载于《西南古籍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81、《西部大开发环境下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流失及保护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1年第4期。2011年7月18日。82、《西南民族伦理历史档案研究》，《思想战线》（核心期刊），2012年第5期。2012年9月15日。83、《西部濒危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保护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3年第1期。84、《论<科技档案管理学>教学中的理论实践化问题》，《兰台世界》2013年3期。2013年3月12日。85、《文化遗产框架下的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2013年第3期。2013年5月18日。86、《西部民族历史文献多元性研究》，《思想战线》（核心期刊），2013年第3期。2013年5月15日。87、《现代化进程下的纳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中国档案》（核心期刊），2013年第8期。2013年8月15日。87、《论〈徐霞客游记〉对丽江风貌的文献报道价值》，载于王文成等编《云南徐学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南京大屠杀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而日本学者则众说纷纭，但有部分人却试图抹杀事实。　　事件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在庐山声明中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日军进入南京城　　责任。”全国上下掀起全民抗战的浪潮。 　　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日军羽田部队在黄浦江口残杀中国军俘虏　　[1]　　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鏖战，日军也损失甚巨。日本参谋本部原计划让上海日军“凯旋归国”，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 然而日军中下级军官不愿就此罢休，11月15日的第十军军团扩大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11月22日，松井石根致电多田骏：“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正式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日军经过数月连续作战，此时进攻上海以西数百公里的南京，几乎没有后勤支持。日军军官称：“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在西进途中，日军抢劫、杀害平民、强暴妇女的暴行已经开始。 　　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2]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背水一战”的姿态，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自此，南京城内守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防。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南京守军瓦解，大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由于渡船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其他人见渡江无望，返回城内。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编辑本段历史过程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　　[3]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 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城　　[4]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编辑本段屠杀经过　　大规模集体屠杀　　南京大屠杀主要场所图　　[5]　　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铁证　　[6]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强奸　　汉口《大公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7]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文化掠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编辑本段参战部队　　日军准备集中屠杀南京市民　　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 　　中支那方面军-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鹰森孝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栴二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编辑本段证据确凿　　收尸记录　　紫金山脚下的一处日军屠杀场所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8]　　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画刊周报》记载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9]　　·《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6米。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10]　　受害者人证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 日军在安全区将青壮年当“残败兵”强行拉出　　[11]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12][13][14]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中国军队将领视察前线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据该馆副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郭必强介绍，他们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1938年4月致蒋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郭必强说，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两相对照，内容竟相谋合。通过这个案卷，了解到，“国际宣传处”因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就是4位外国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于当时仍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别。另外一位外国人，我们在费奇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费奇（A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南京沦陷前后，在基督教南京青年会工作，受命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将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冼，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的教堂中放映。“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几个星期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应为同一行动。 　　郭必强认为，这两宗案卷的发现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派员赴日本东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是一次在敌对国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动，还是一次受害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一次近距离的最直接的抗议和呼吁。

应该是姚安濂吧，但是还是喜欢石凉版的，有魄力的爷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