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Pandade
“资本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发展”，《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8月28日（第二作者），3万字。“铁矿石国际供求格局、中国的市场地位与应对策略”，《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8万字。“石油的国际供求、定价机制与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第48－52页，8万字。《金融学》（第二版，参编第12章），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6万字。《证券投资学》（参编第12章），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4月版，3万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货币化、资产泡沫与宏观调控”，《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8期，8万字。“汇率变动与资产价格——兼论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宏观调控思路”，《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7期，5万字。“股权分置与国有股减持定价：一个外部性视角”，《中国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2万字。《中国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5万字。《中国股市：玩家、制度与未来》（译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万字。《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报告2005》（副主编），同心出版社2005年2月版，4万字，获得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三等奖。《世贸组织规则与应用实务》（主编），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培训教材，2003年5月，21万字。《中国入世承诺与履行实务》（主编），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培训教材，2003年5月，23万字。《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副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4万字。《金融学》（参编），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7万字。《中央银行学概论》（参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2万字。《另眼看世贸组织》（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5万字。《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副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1万字。《与官员谈世界贸易组织》（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6万字。《金融问题前沿》（撰写第二篇第2－4章，第四篇第1章），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3月版，4万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解读》（参编第7章），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1万字。“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化趋势及应对思路”，《管理世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6万字。“中国加入WTO后利用外资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经济前沿》（月刊）2001年第3期，8万字。《跨世纪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专著)香港励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0万字。“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探讨”，《金融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7万字。“现实对初衷的背离—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7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超稳定的制度归因”，《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14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创新压力”，《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1日第5版，4万字。“汇率市场化的分步实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8日第5版，2万字。“现行利率制度对汇率市场化的不配套”，《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18日第5版，4万字。“构建配套的利率决定机制”，《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25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讨论”《国际商报》1999年12月6日第6版，4万字。“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性因素”，《深圳大学学报》（双月刊）2000年第5期，6万字。“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运用的有效性分析”，《深圳金融》(月刊)2000年第2期，9万字。《欧元解析》(参编第12章第2—3节)，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5万字。《双赢—中国入世透析》(副主编，撰写4-9页、14-15页33-35页36-38页54-78页93-95页100-104页255-261页、269-2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1万字。“论我国的产融结合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71期，8万字。“谈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深圳金融》(月刊)1998年第5期，9万字。“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分析”，《深圳特区报》1998年10月15日第5版，4万字。“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特区理论与实践》（双月刊）1998年第3期，3万字。“亚洲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羊城晚报》1998年1月17日第6版，5万字。“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初探”，《金融理论与实践》(月刊)1997年第6期，6万字。“我国货币政策地方化倾向分析”，《上海金融》(月刊)1997年第5期，5万字。“应适时发展产业基金”，《中国证券报》1997年7月7日第3版，4万字。
小米一箩筐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9%。61年到66年1%，66年－70年6%，71年－75年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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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 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 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 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 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 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