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代表作：短篇小说 《九封信的故事》 《普罗哈尔钦先生》 《波尔祖科夫》 《脆弱的心》 《诚实的小偷 》 《圣诞晚会与婚礼》 《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白夜》 《小英雄》 《圣诞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 《拙劣的笑话》 《农夫马列伊》 《百岁老大娘》 《性格温和的女人》 《荒唐人的梦》 长篇小说 《白痴》 《罪与罚》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生平：1821年 11 月 11 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俄国莫斯科一个贫穷的医生家庭。其父亲是一位复员军医 ,脾气暴躁、 嗜酒成癖 ,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中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对他的成长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 12 岁进入莫斯科寄宿中学学习 ,16 岁毕业于该中学,同年(1837 年)其母亲玛丽亚去世。次年陀思妥耶夫斯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 岁时其父亲因虐待农奴而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无疑成为陀思妥耶夫斯生活中一个非常严重的应激。22 岁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 ,即在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一年。后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24 岁发表处女作《穷人》 。28 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反对农奴制的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 ,被判处死刑 ,但在临刑前最高检察署对他最后的判决是: “服苦役四年 ,尔后充当列兵”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要塞服苦役 ,服役期满后遂被派到西伯利亚边防军步兵第 7 团当兵。这种戏剧性的“死里逃生” 以及服苦役对陀思妥耶夫斯来说 ,既让他体验到人生痛苦的特殊经历 ,又让他再次经历了重大的应激。36 岁他与寡妇玛丽亚 ·德米特里耶夫娜 · 伊萨耶娃结婚。38 岁退伍。45 岁(1866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俄罗斯公报》 上连载长篇小说 《罪与罚》,这部富于社会历史涵义的社会心理小说给作者带来了空前的声誉。之后 ,他又发表了 《白痴》 、《卡拉马佐夫兄弟》 等长篇小说。1881 年 2 月 9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 ,享年 60 岁。 癫痫是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但相对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癫痫有较多的精神障碍出现 ,因而与精神科关系密切。据报道[3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 18 岁时开始出现癫痫大发作,是以意识丧失和全身对称性抽搐为特征。不过 ,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26 岁时他的癫痫病才被他的医生、 朋友亚诺夫斯基确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家格罗斯曼认为, 《白痴》 中主人公梅诗金所患有的癫痫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 一开始便勾画出主人公梅诗金公爵的轮廓:“他的一双碧蓝的大眼睛凝神专注 ,目光蕴藉 ,但似有隐痛 ,有些人根据这种奇异的表情一眼就能猜到此君患有癫痫症” ,并且 ,他在该小说中进一步描述了梅诗金公爵在癫痫大发作前出现的一种独特的、 神秘般的欣喜若狂感和对生命的领悟感。这种表现是梅诗金在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GTCS) 前的先兆:具有复杂症状的部分发作中的喜悦发作 ,一种充满欢乐的体验 ,严重时可达销魂状态。因此 ,很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复杂部分性发作后继发一次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不仅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 《白痴》 中描述了癫痫病人具有复杂症状的部分发作中的记忆障碍发作(Dysmnesic seizures) :出现似曾相识症和旧事如新症等。有学者指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时常有一种不自觉、 下意识的行为和处于近乎迷狂的精神状态 ,而正是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所表现的非理性和神秘性被后来的一些文学流派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

《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西方公认的陀氏四大代表作是：《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群魔》。

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基里洛夫来论证世界荒谬的观点，而在《反抗者》中他又以伊凡作为反抗荒谬的辩护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甚至把他自己画成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膝上，以示表现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拥抱。美国学者考夫曼在他为存在主义写的一本导读性的小册子中，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所有文献中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所以他把《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放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一篇加以导读，并将他的小册子取名为《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是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伟大的作品。而且从逻辑上看，表现一种文化的深度的代表性文本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没落的时候。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象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44—4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那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然而这整体仍象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面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对上帝死后的怪诞世界与荒谬人生的表现，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整个基督教文化来说，含义是极为丰富的，绝非像无神论想象的那样可有可无。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复活完全就是一堆人的谎言；没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上帝，所谓灵魂不死就失去了凭据，每个个人都要面对死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预见，就在于当其他人都忙于现世事务或者醉心于科学的时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没有上帝整个基督教文化将要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阿辽沙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伊凡为失去上帝而导致的荒诞欢呼的时候，《罪与罚》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娅就感到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喜欢酒色而穷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对阿辽沙说：“伊凡弟弟是狮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声，永远默不作声。但是我却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他折磨着。假如没有上帝，那可怎么办？……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金笑了。他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这样说，我是简直没法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64页，第89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伟大，就在于尼采仅仅执着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时并写两面。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现及其心灵的内在冲突，令人想到被施宾格勒作为西方文化的高峰来推崇的康德。康德无意摧毁上帝，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义都不能保证，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但是，康德却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所有理性证明。于是，在嗜好科学实证与理性事实的现代，上帝观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与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上帝留下的位子也仅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处于比康德的时代上帝的位子更摇摇欲坠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强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证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证了将近两千年的自由、不朽等伦理价值，否则，整个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厦倾覆的危险。问题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忏悔罪恶的道路，让基里洛夫为证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杀，让伊凡在诱导斯麦尔佳科夫弑父之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发疯，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难怪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与罚》中的“超人”思想时写道：“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标新立异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要反对这一思想呢？为什么要争吵呢？又是同谁争吵？回答是：同自己，仅仅是同自己争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着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 人们或许会问，基督教文化最辉煌的金秋果实为什么不是产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而是产生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视野，那么它确实是许多作家成功的奥秘。英国的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叶芝等文学巨匠，其实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到了英国所产生的陌生化的艺术视野成就了这些艺术天才。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国家，从普希金开始才真正与西方文学接轨。一方面是西欧的科学理性与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罗斯民众仍然像许多世纪之前那样生活，改革的结果是更增加了民众的苦难，使他们只能在东正教的未来天国中寻找一丝情感的抚慰。于是，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的对立比在西欧各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文化土壤。

最著名的应该是<罪与罚> (中国中学课本里貌似列出过,由此估计"知道"这本书的人得用亿来计算 ==)评价最高的大概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陀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惜这本计划写两部的作品只完成了一部他就去世了,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但在现代派的小说家看来,陀翁最好的作品非<地下室手记>莫属,甚至可以称为存在主义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