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论文题目

多年来，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明史文献研究、明代政治史研究等课程。对明代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及其相关文献有较为深入和独到的研究，1991年以来，在《历史研究》、《文史》、《史学月刊》、《文献》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2部。其中，独著《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被中国明史学界称为“二十世纪考释《明史》的最为重要的宝贵成果”之一。独著《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一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评价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出色地完成了前人尚未解决的任务”；《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和4月7日“读书”栏目先后为该书发表题为《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寓论于考　纠谬钩沉》的书评，充分肯定其为推进明代选举制度研究的深入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也发文指出“郭培贵教授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和相关的30多篇论文在诸多方面将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独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则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编年形式考证明代科举基本制度和史实的学术著作，获“华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试从晋唐间的社会习俗简析武则天秉政称帝的历史条件》，《阴山学刊》，1986年，第1期。《明代府州县学教官选任来源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朱元璋的兴学重教及其历史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朱元璋的教师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响》，《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论明代监生的“淹滞”及其原因和影响》，《北方论从》，1996年，第3期。《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文献》，1997年，第4期。《〈明史·选举志〉标点正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历史研究》1997 年，第5 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7年第6期全文转载。《〈明史·选举志〉榷补一则》，《文史》，第45 辑，1997 年。《〈明史·选举志〉标点商榷》，《文史》，第51 辑 ，2000 年。《〈明史·选举志〉记时考误》，《文史》，第53 辑 ，2000 年。《明代府州县学教官考核制度述评》，《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龙西斌等主编《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历史大辞典· 明史卷〉若干辞条商榷》,《学术界》，2001 年，第5 期。《〈明史· 职官志四〉兵备道补正》，《文史》，第68 辑，2004 年。《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韩]《启明史学》，第14辑，2004年。《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明代殿试榜数与进士数考辨》，《明清论丛》第七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12期、《教育学》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2007年，第1 期。《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 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6期， 《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篇目辑览”收入。《〈明史·七卿年表〉人名考误》，《文史》，2008年，第2期。《明朝的历史特点及其灭亡原因》，《光明日报·史学版》，2008、1、20。《明朝华籍交人进士略考》， 《文史》，2009年，第4期。　《明代科举的坚实基础——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明代辽东进士考述》，《故宫学刊》，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明史·礼志〉人名考误五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明史·礼志〉记时考误》，《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明史·礼志〉史实考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评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0 期。《明代科举研究中几问题的辨证》，《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师大出版社，2009年。《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国朝典汇〉辑成年代考》， 《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0期。《论明代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明代〈辽东志〉与〈全辽志〉及其研究》，《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明代的乐舞生》，《故宫学刊》，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6-125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明史·职官志一》考误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第36-39页《明代广西进士人数及其地理分布考述》，《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4期，第25-30页。《张廷玉〈明史·职官志〉考误》，《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月，第321-336页。《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与启示》，《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8-133页。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明代一甲进士群体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东岳论丛》，2012年，第6期。《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论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5-19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5期摘登3000余字。 1、独著《明史选举志考论》（48万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2、独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32万字）获华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3、独著《明史选举志笺正》（17万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4、主编《官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年4月版。5、主编《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年3 月版。6、合著《生死存亡之战——历代廉政问题论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独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1、博士学位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获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获河南省2005年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3、《明史选举志考论》获辽宁省2005-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4、博士学位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获2007年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5、《明史选举志笺正》获河南省教委1998 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1、主持河南省教委社科规划项目《明史选举志补正》，已结项。2、参加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素质研究》（96BSH024），已结项。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科举与社会和谐研究——以明代为例”，批准号：07JA770006，已结项。4、主持全国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代科举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2009135、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辽宁明清时期文化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批准号：L07BZS006。6、参加国家出版署、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修订工程，负责其中《选举志》、《职官志》的校勘，已完稿。7、主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1BZS030 1、应邀出席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第五——十三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提交题为《明代教官的卑下及其原因和影响》、《论明的监生的淹滞及其影响》、《明代教官的考核制度述论》、《论明代监生的淹滞》、《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的发展》、《明代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明代辽东进士考述》的学术论文，并在第十二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题为《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2、2005年8月，在河南师范大学主办“中韩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代表120余人，其中，来自韩国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大邱社会研究所等二十五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50余人。3、2004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邀请，在其文科大学历史系做《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学术演讲。2005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做题为《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的大会发言。4、2007年10月，应台湾明代史学会的邀请，出席分别在台湾东吴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举办的“全球下明史研究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明代的举人数和进士的平均中式年龄》的学术演讲。5、2008年8月，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东莞市政协举办的“明清珠江三角洲（东莞）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的学术论文，2008年8月20日《东莞日报·东莞新闻·时政版》（A04）等报刊媒体纷纷予以摘登和报导。6、2007年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做了《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的大会发言。7、2008年10月，应邀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并做《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8、2009年9月，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出席“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与启示》的发言。9、2010年3月，应邀参加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论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的大会发言。10、2010年12月，应邀出席了在宁波召开的“科举与明代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社会流动再考察》的学术发言。11、2011年5月，应邀参加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亚的书院与科举”，并做了题为《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的大会发言。12、2011年 9月，应邀参加“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考略》的大会发言。13、2012年6月，应邀参加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和南开大学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地理与代数分布及其特点》的大会发言。

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