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艺术论文范文大全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以其阵容整齐的师资队伍，完善合理的学科机制，丰富高质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文物藏品，已成为海内外戏曲学术界公认的戏曲文物与戏曲民俗研究的重要基地。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从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向具有独立的方法论、学术工具、理论方向及研究课题的系统化学科的转变，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戏曲文物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前贤已做出了重大贡献，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出现及其成就，不仅标志着这一学科在戏剧戏曲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预示着它的广阔前景与辉煌未来。 车文明，男，1961年12月生，山西省山阴县人，中共党员（1986）。1978年高中毕业后担任民办教师。1979年入山西省朔县师范学校学习，1981年毕业后回原籍任初中教师。1984年考入山西师大中文系，1988年毕业留校，在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1993-1996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99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齐森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7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1年破格由讲师晋升为教授。2002年10月至2004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在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研究科研修。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山西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人，山西省拔尖创新人才，333省级人才，“三晋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社会兼职：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戏剧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曹飞，男，1963年出生，山西阳泉人，1985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课程包括：《艺术美学》、《文艺理论》、《戏曲文物考察技术》、《摄影与摄像》。主要从事山西戏曲文化研究，先后参加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教育部项目、中法国际交流课题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若干项，出版专著两种，合作出版著作四种，在《戏曲研究》、《中华戏曲》、《民俗曲艺》（台湾）、《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王星荣，1954年生，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太古村人。1972年12月高中毕业后任中学民办教师，1978年3月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82年1月毕业后分配至临汾蒲剧院从事《蒲剧艺术》杂志编辑工作，曾任副主编、主编，1997年5月获副编审技术职务。1998年10月调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任副教授， 2006年为戏剧戏曲学硕士生导师，2007年获教授技术职务，2011年为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独著专著2部，参与撰写出版专著6部，在《戏曲研究》、《中华戏曲》、《戏剧报》（即《中国戏剧》）、《戏剧电影报》、《戏友》、《蒲剧艺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戏剧评论等30余篇。延保全，1964年生，山西省昔阳县人。中共党员。1985年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1988—1991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7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戏曲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戏曲》 副主编。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著有《李行道孔文卿罗贯中集》校注、《鸣凤记评注》；主编有《平阳宋金元戏曲文物研究》；参加编著有《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全元曲》校注、《全元曲》点校、《中国曲学大辞典》等。在《文艺研究》、《文物》、《民俗曲艺》（台湾）、《戏曲研究》、《文献》、《中华戏曲》、《民族艺术》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王福才，1950生，山西省浑源县人。1978年于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入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中国戏曲学会、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员。现任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华戏曲》编委，戏剧戏曲学硕士生导师。出版著作有《六十种曲评注》之一种《绣襦记评注》（第一作者）、《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第二作者），在《文物》、《中华戏曲》、《戏曲研究》《民俗曲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王志峰，女，1994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学位，1998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负责中国戏曲学会会刊《中华戏曲》的编辑和出版工作，2006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入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现为戏曲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戏曲》编辑部副主任。范春义，山东省安丘市人。1992年9月至1996年7月在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得学士学位。1996年8月至2002年9月在安丘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在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跟从徐振贵先生学习戏曲学，获得硕士学位。2005年9月至2008年6月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学习，跟从程章灿先生学习古典文献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2010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2011年获得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荣誉称号。现为古典文献学方向硕士生导师。 黄竹三，1938年生，广东省开平市人。196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考取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王季思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戏曲，1965年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山西高等院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80年任讲师，1986年于山西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1990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2年兼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华戏曲》主编，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山西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现兼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顾问、《中华戏曲》编委会顾问。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奖二等奖。窦楷，男，教授，编审。汉族，1928年2月生。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中国戏曲学校教师，教研组组长。山西师大学报编辑部编辑，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顾问，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戏曲》副主编。现任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傩戏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山西师大老年科协常务理事，临汾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平定县张三谟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冯俊杰，1943年生，黑龙江牡丹江市人。1982年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 ，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戏曲》主编。著有《郑光祖集》校注、《琵琶记评注》、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主编《六十种曲评注》（与黄竹三先生合作）、《太行神庙与赛社演剧考》、《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专著《戏剧与考古》、《平遥纱阁戏人》、《山西神庙剧场考》等。近年在《文艺研究》、《中华戏曲》、《戏剧》、《中国文化报》、台湾《民俗曲艺》和韩国《中国戏曲》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 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山西省首届优秀论文二等奖、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曾宪梓三等奖、山西省优秀教师奖。 杨太康，1936年生，山西平陆人。196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并留系任教。1972年，系撤销，调山西师大教务处，曾任师资科科长。1980年，开始考察、研究戏曲文物并筹建戏曲文物研究组，1984年戏曲文物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长至1989年。1987年10至11月，曾至美国田纳西州奥斯丁·彼依大学和麻萨诸塞州的布里奇沃特学院搞中国戏曲文化展一月并作八场讲座，副研究员。从1979年起，在《山西师院学报》《蒲剧艺术》《曲苑》《民俗曲艺》（台湾）等刊物发评论、论文多篇 ，并著有《三晋戏曲文物考》 一书。

。欣赏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戏剧比单纯的音乐、舞蹈和美术要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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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

华美人文学会与海外昆曲社和美华艺术协会25日联合举办戏曲讲座，邀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及理论家胡芝风女士主讲“中国戏曲之美”，吸引众多戏曲爱好者到场聆听。胡芝风教授在演讲中谈到了中国戏曲的概念、种类、历史，以及与西方音乐剧的区别，强调中国戏曲的独特美学精神--即它包括“观物取象”的审美观、“摹情、写意”的艺术观、“意象”的形象思维、“诗化”的审美核心以及“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和“传神”的审美追求等七个方面。胡芝风195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同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自幼学习钢琴及芭蕾。10岁开始学习京剧和昆剧。曾得到京剧大师周信芳、魏莲芳、杨畹农、包幼蝶及昆曲传字辈大师方传芸、朱传茗等前辈艺术家的教导。1959年拜梅兰芳先生为师，离开清华大学，走上京剧舞台。1960年到苏州市京剧团任主演，1980年兼任团长。主持改编、导演并主演的京剧有《李慧娘》、《百花公主》、《白蛇传》、《灰阑记》等。（图与文：侨报记者管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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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