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有

F综合性经济科学类核心期刊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科学当代经济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经济纵横陕西财经大学学报经济问题现代财经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经济经纬贵州财经学院学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河北经贸大学学报云南财贸学院学报（改名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F1（除F12）世界经济类核心期刊表世界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外国经济与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文汇东北亚论坛亚太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F0F12F2（F23 F27）中国经济 经济计划与管理类核心期刊表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开发研究上海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参考生产力研究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源科学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问题探索资源 产业（资源与产业）中国经济问题南方经济现代城市研究消费经济生态经济经济数学中国流通经济开放导报特区经济现代经济探讨宏观经济管理运筹与管理改革与战略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国经贸导刊F23会计类核心期刊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财会通讯，综合会计之友财会月刊，会计中国审计商业会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财会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财会F3农业经济类核心期刊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土地科学农业现代化研究农业技术经济调研世界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农村经济农业经济世界农业林业经济问题中国土地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绿色中国。B版。理论版（改名 林业经济）中国渔业经济F4、F6（含F27 除F59）工业经济类核心期刊表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管理科学工业工程与管理管理评论企业经济预测软科学工业工程企业管理管理现代化经济与管理研究F59旅游经济类核心期刊表旅游学刊F7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表国际贸易问题国际贸易财贸经济商业经济与管理国际经贸探索商业研究销售与市场广东商学院学报商业时代中国商贸价格理论与实践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国际经济合作对外经贸实物江苏商论国际商务研究中国物流与采购F81财政类核心期刊表税务研究财政研究涉外税务税务与经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财经论丛当代财经财经研究财经问题研究中国财政财经科学中国税务财政监督F82/F84货币/金融、银行/保险类核心期刊表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论坛金融理论与实践保险研究证券市场导报中国金融武汉金融上海金融金融与经济财经理论与实践财经投资研究新金融广东金融学院学报浙江金融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经济导刊南方金融以上都是的，更多核心期刊查询：

“财政”（Public Finance），即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财政学是研究国家（政府）如何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筹集和使用资金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的科学。按财政分配的主体不同，“财政学”可以分为：（1）以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2）以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财政学；（3）对各个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财政制度学。根据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背景，不同国家的“财政”可以分为：计划经济财政和市场经济财政。“财政学”相应可以分为：“计划财政学”与“市场财政学”。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社会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自然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　　马歇尔有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　　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著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