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效力论文2000字

“资本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发展”，《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8月28日（第二作者），3万字。“铁矿石国际供求格局、中国的市场地位与应对策略”，《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8万字。“石油的国际供求、定价机制与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第48－52页，8万字。《金融学》（第二版，参编第12章），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6万字。《证券投资学》（参编第12章），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4月版，3万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货币化、资产泡沫与宏观调控”，《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8期，8万字。“汇率变动与资产价格——兼论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宏观调控思路”，《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7期，5万字。“股权分置与国有股减持定价：一个外部性视角”，《中国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2万字。《中国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5万字。《中国股市：玩家、制度与未来》（译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万字。《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报告2005》（副主编），同心出版社2005年2月版，4万字，获得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三等奖。《世贸组织规则与应用实务》（主编），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培训教材，2003年5月，21万字。《中国入世承诺与履行实务》（主编），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培训教材，2003年5月，23万字。《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副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4万字。《金融学》（参编），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7万字。《中央银行学概论》（参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2万字。《另眼看世贸组织》（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5万字。《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副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1万字。《与官员谈世界贸易组织》（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6万字。《金融问题前沿》（撰写第二篇第2－4章，第四篇第1章），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3月版，4万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解读》（参编第7章），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1万字。“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化趋势及应对思路”，《管理世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6万字。“中国加入WTO后利用外资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经济前沿》（月刊）2001年第3期，8万字。《跨世纪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专著)香港励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0万字。“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探讨”，《金融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7万字。“现实对初衷的背离—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7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超稳定的制度归因”，《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14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创新压力”，《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1日第5版，4万字。“汇率市场化的分步实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8日第5版，2万字。“现行利率制度对汇率市场化的不配套”，《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18日第5版，4万字。“构建配套的利率决定机制”，《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25日第5版，4万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讨论”《国际商报》1999年12月6日第6版，4万字。“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性因素”，《深圳大学学报》（双月刊）2000年第5期，6万字。“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运用的有效性分析”，《深圳金融》(月刊)2000年第2期，9万字。《欧元解析》(参编第12章第2—3节)，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5万字。《双赢—中国入世透析》(副主编，撰写4-9页、14-15页33-35页36-38页54-78页93-95页100-104页255-261页、269-2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1万字。“论我国的产融结合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71期，8万字。“谈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深圳金融》(月刊)1998年第5期，9万字。“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分析”，《深圳特区报》1998年10月15日第5版，4万字。“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特区理论与实践》（双月刊）1998年第3期，3万字。“亚洲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羊城晚报》1998年1月17日第6版，5万字。“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初探”，《金融理论与实践》(月刊)1997年第6期，6万字。“我国货币政策地方化倾向分析”，《上海金融》(月刊)1997年第5期，5万字。“应适时发展产业基金”，《中国证券报》1997年7月7日第3版，4万字。

希望你满意！ 论合同效力民法论文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履行不能 一、 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置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