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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zhong031
首页 > 论文问答 > 古典文献学名词解释殷墟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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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火轮妹妹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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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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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咖喱咖啡

曾宪通:卅载回眸(代序)陈光宇: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李先登:三论汉字的起源与形成王晖:新石器晚期组词成句类陶文与汉字的起源蔡运章:论远古纺轮刻辞及其重要价值徐义华:商代的天命思想范毓周:殷墟卜辞中的“示典”孙亚冰:易国考黄天树: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子”字连劭名:卜辞中的“游泛有疾”与《周易》沈建华:释殷代卜辞择日术语“易日”沈培:殷卜辞中跟卜兆有关的“见”和“告”林宏明:说殷卜辞见字的一种特殊用法季旭升:说髀冯时:释“(离隹)”刘桓:释甲骨文“*、遏”张世超:释“*”蒋玉斌:释殷墟自组卜辞中的“兆”字刘源:殷墟“比某”卜辞补说董莲池:“*”字释祷说的几点疑惑何景成:释“花东”卜辞的“所”陈剑:“邍”字补释郭静云:甲骨、金、简文“弄”字的通考游顺钊:殷商卜辞前“家”的原始义蠡测朱歧祥:论由系联的方法扩张研治花东甲骨的材料蔡哲茂:殷墟甲骨新缀七则王蕴智门艺:黄组田行卜辞新缀14例程鹏万:刘家庄北Ml046出土石璋上墨书“*”字解释麦里筱:古汉字的第一个难产的标点:商周甲金文的重文符号“=”赵诚: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探索张懋镕: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的新思路严志斌:商周复合氏名探析朱凤瀚:由伯*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叶正渤:宣王纪年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研究林沄:碉生尊与碉生簋的联读陈英杰:谈*簋铭中“肇享”的意义武振玉:两周金文“暨”字用法释论周宝宏:西周金文考释六则张桂光:金文札记三则张富海:读新出西周金文偶识胡长春:金文考释二则庄惠茹:金文“某伐”词组研究李家浩:释老簋铭文中的“滤”字陈絮:关于“*”字本义的一个假说罗卫东:释新刊布应公鼎名“*”魏宜辉:说“裔”孟蓬生:解“颐”赵平安:唐子仲濒儿盘匜“*”字考索刘雨:《商周金文总著录表》前言裘锡圭:谈谈三年垣上官鼎和宜阳秦铜鍪的铭文祝敏申:读中山国铜器铭文札记白于蓝:读中山三器铭文琐记唐友波:中山王*“九祀”壶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陈平:燕国“燕”名之由来与“燕毫”、“匽毫邦”再议吴振武:谈珍秦斋藏越国长铭青铜戈黄锡全:介绍一件韩廿年冢子戈韩自强:过眼云烟一记新见五件晋系铭文兵器吴良宝:兵器刻铭与战国韩南阳郡新考下田诚:再论三晋“冶”字萧毅:“中清”玺考刘钊:秦“敬老思少”成语玺考释陈隆文:负夏方足布地望考辨董珊:侯马、温县盟书中“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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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loekloklo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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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落雨

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五,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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