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论文

发表论文研究意义写作技巧如下：写作研究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个是研究的理论意义，另一个就是研究的实际意义，常见的研究意义可以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理论意义就从本学科理论发展角度来阐述，实际意义既要从工作实践的角度阐述，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等等，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其中。论文研究意义写作的重要性研究意义是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研究背景的交代，简单来说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今后的本学科或者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这就是研究意义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其实就说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意义的写作也是应当有所侧重的，意义的写作应当更加倾向于体现研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作者注意区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的不同之处。研究目的主要交代清楚做这项研究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研究成果的预期，研究目标则更为具体一些，如通过研究构建某种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方法，获得某某规律，揭示某某机理等等。

“理论联系实际”长期以来不但遭致习惯性的简单理解,而且也被学界许多人视为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获得有效性的出路。但这种看似习以为常的观念却隐藏着三点缺陷:首先,它把“理论联系实践”偷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即把动态的、价值性的“实践”概念偷换成了静态的、事实性的“实际”概念,相应地混淆了经验的不同内涵;其次,它夸大了范式观念对人文学科的适用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有消解知识分子反思与批判使命的危险。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应避免不加分析地变成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只有在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文学理论才是联系文学实际的。 　　[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实际;经验;范式;反思 　　 　　“理论联系实际”可能是个伪命题吗? 　　当评价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状况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文学理论每每脱离了文学实际,其有效性因而无从谈起。这种观点又主要基于两点理由:首先,文学理论被认为是不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抽象空谈;其次,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基础理论,又被认为无法及时应对正在越界、泛化的文学现实。从这种不满出发,文学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方向遂被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但这样果真就能带来真正有效的文学理论吗? 　　笔者以为,“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是个同样可能存在无效性后果的伪命题。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严格学理意义上,和理论构成对立关系的应该是实践,理论出现其内部无法自行解决的不足时,自然便需要引入可解决这种不足的对立面力量——实践,所以严谨的表述应该是“理论联系实践”才对。但在长期以来的汉语习惯性用法中,“理论联系实践”都被偷换为“理论联系实际”,一字之差,其趣大异,原本极富动态丰富内涵的“实践”被偷换成了静止封闭的“实际”,这相当可疑。 　　“实践”是一个具有严格学理内涵的哲学概念。古希腊已发端、经过马克思的科学改造、至今仍不断焕发出时代新魅力的实践哲学表明,“实践”是一种在意志驱动下为实现设定的理想性、可能性目标而展开的价值性活动,它以当下为起点,却指向无限可能的未来,不以追求纯实体结果为旨趣,而通过信念的定向和激励功能充实人生。质言之,它是个价值性术语。相比之下,“实际”却是个事实性术语,它根本不具备严格的学理含义,并无反思之必然要求,而只成其为对当下静态现实状况的描述框架罢了。术语上的这一偷换,遂使一些学者以为文学理论就是联系文学实际的,又鉴于从实际出发的所得物一般而言就是经验,于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理论联系实际”就等于说“理论联系经验”。以至于当他们以经验为新起点,主张文学经验引导文学理论时,对经验也不作严格区分,相应地混淆了经验的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而使思想立场不恰当地倒退了。 　　人类对经验的看法源远流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经验始终低于智慧,因为经验只懂得特殊,不知其所以然,只适合创制科学,不适合思辨科学(理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由于认定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经验达成的,所以不认同这种看法。但稍后德国古典哲学仍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如康德认为,“经验的原理”只是一种“自然逻辑”和“普通理性”,只能“具体地被认识”。无法提供严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黑格尔也指出,经验只提供“关于先后相继的变化或彼此并列的对象的许多知觉”,却未提供必然联系,对象的这种非必然性存在又总是给定的,经验主义遂变得不自由了。因为“自由的本质在于由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实即对人的应然生存状态的自觉追求,这其中便已包含了从经验上升至反思的要求。这些论述针对的都是古典式的经验观,在这种古典视野中,经验的根本特征是迎合人的期望,它显得明白易懂,却只成其为常识而已,而并未在正确性上接受深入的反思。文学理论研究若仅止于这种水平的文学经验,得到的是极易自我满足的个体主观感悟,理论的客观性底线是无法得到保障的。 　　有人可能会问:身处当今后现代社会,探求本质的深度模式被削平了,我们还有必要去保障理论的客观性吗?这样发问,就是把客观性和客观主义混为一谈了。理论的客观主义倾向是一种独断的支配欲望,它理所当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须被克服和超越。但理论的客观性却深刻保证着理论的可对话性,既保证着不同人在理论面前进行对话的公共性,也保证着理论和实践进行对话的公共性,由此,一种理论才能为自己带来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上的有效性。作为一种理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客观性,不可能轻易动摇。如果联系理性的性质来看,上述区分更加明晰:客观主义行使着规范、约制的功能,它运用的理性主要是(狭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性;但形而上学并未耗尽理性的内涵,理性仍可克服形而上学,恢复古希腊时代已有的宏大内涵,那才是(广义意义上的)得到了看护的大理性,即客观性。质言之,客观性就是被恢复了的理性,它不同于作为形而上学标志的客观主义。作出这一区分后,我们方不难理解,何以西方学者们会认为“客观性和客观主义是有差别的。任何一位解释者都希望看到他的解释能使尽量多的读者接受。从这一实际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个程度问题。理论上的客观主义则不然,它坚持认为,从原则上看,存在着一种不变的含义”,而形而上学化地把这种不变的含义奉为独断的圭臬。可见,理论的思想底线始终是客观性,它不可能简单建基于个体主观经验,后者是一种静止僵固、失去了反思动力的客观主义表现。这样,文学理论所面对的文学经验,就应当是一种非古典式的、崭新发展出来的经验观。 　　对此,现代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伽达默尔通过反思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经验观,以及培根那种“通过服从自然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的经验主义哲学,明确区分开了两类经验:一类是上述迎合人们期望的经验;另一类则开始激发人对期望的不适应感,带动人们在期望的否定和落空中去积极洞察和创造新事物,由封闭、独断的蒙蔽向新知识开放,在自我认识的界限中获得人类存在的本质规定。伽达默尔认为,后一类经验才具有创造性,能获取“深远的知识”,带来“洞见”,它已“不意味着对一度存在于那里的东西的认识”,而是意味着对“人类有限性”的“界限的洞见”,比起古典式经验的客观主义局限来,这样的经验才具有动态的历史内在性。伽达默尔这一解释学思想直接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恰恰赋予客观性以深刻地位,与此一脉相承的经验观,也便不再被常识化、主观化,而是自然地成了生存的有机组建环节。 　　根据以上分析,那种因反感文学理论体系性、抽象性等特征而主张回归文学经验的做法,乃是对理论/经验的现成二元对立的划分,所看到的只是前一类经验,它是指被具体认识到的文学作品文本现象,或正越界、泛化的文学现状等;而后一类经验处于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拥有积极的反思力量,无须借助抽象逻辑手段即具备直观真理、领悟存在的能力,所以并不与文学理论建构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反,它本身已具备了文学理论建构的脉络。就此而言,“理论联系实际(经验)”、文学经验引导文学理论这种观点尽管表面很有诱惑力,似乎为初学者对艰深理论的畏难甚至反感找到 了一定借口,但在学理上缺乏对不同经验的区分意识,忽视了现代思想对“经验”的重要研究进展,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再看第二点理由:“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已为许多人所习焉不察的想法,还夸大了范式观念对人文学科的适用性。 　　有必要联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表述的动机来考察。追溯起来,上述文学经验引导文学理论的观点有其知识社会学背景可寻,那就是一种鲜明的反本质诉求,不少人就是因痛感于传统文学理论过分陷入“本质主义”而对之产生不满、引发出改进诉求的。这一诉求受到了当代思想中范式观念的影响。范式观的主要代表库恩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中意外的发现,不单纯是事实对原有假设的机械式输入,而是表明世界由于事实的新颖性而在质上得到了改变,在量上得以丰富,范式和反常事实差距越大,该事实作为新范例就越重要。范式革命的最重要后果,是“积累”观的被摧毁,那种认定人类能在相继奋斗中接近真理的传统观念被认为陷入了误区。和范式观呼应,波普尔在人文研究中提出证伪说,认为人类的进步是在不断试错中自我改进的永恒过程,当如此强调时,波普尔同样是以当代理论文化中的“框架神话”为靶矢的。范式的反本质功能就体现在这里。主张文学理论联系文学实际,基本诉求也在于此。能否据此认定,这一诉求有效地代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呢? 　　笔者感到为时尚早。关于范式观,除西方思想家的质疑外,至少还存在两点可追问之处。其一,库恩提出范式观念,针对的毕竟主要是自然科学,他为范式划定的诸种元素中,数据的定量测算(符号概括和特定模型)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人文学科不依赖观察材料和仪器装置,它更多地关注价值生活而非事实生活。那么,范式观念对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恰适性,有没有、有何种区别呢?其二,范式观念带来了思想上的一种断裂式嬗变景观,用库恩的话说,当新世界观支配下的新范式取代原有的旧范式时,新旧思想之间会发生不连续的突变和“重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技术手段不断发展,这点并不奇怪。但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总具有一种学理上相对稳定的连续性结构,现代解释学有力证明,每个人都隶属于传统,无法在与传统的关系之外反思自己,因而人文学科不可能完全丧失积累性。文学理论也一样,正如当代一些文学理论家所指出的:“在文学研究中,旧理论从未因为不如取代它们的理论而被成功地推翻。文学研究是一个积累性的学科,新知识补充它,但是曾经长久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在不再流行的思想也时时都有可能被证明与新的批评关注或创作方法相关。”这样一来,把断裂式的范式观念引入人文学科,会不会导致相对主义? 　　库恩本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结尾处对此作过一些自我辩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自辩并不有力。不妨比较一下范式观和当今知识社会学对待知识断言的不同态度。知识社会学试图在承认视角性的前提下仍获得知识的客观性,但它怀有对相对主义的警惕,尽管它破除了静态的永恒理想,却仍注重各个断言间的联系和转化,转化仍基于“概念和范畴构架的同一性”造成的“共同的论述领域”,并且它还“努力发现这些带有不同观点的洞见的共同特性”。而范式观念注重突变,不在意联系和转化,相比之下就容易滑向相对主义了。 　　由于存在这些疑问,以反本质为宗旨的范式观念在给人启示的同时,也还有可商之处,以之为知识社会学背景的文学理论联系文学实际这一观点,便尚不足以成为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建设方向。 　第三,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效应的不恰当强调,还会消解知识分子赖以立身的灵魂——反思和批判功能。 　　当为数不少的一些现有观点指责文学理论与文学实际脱节、变得闭门造车了时,它们不过是在重复“理论联系实际”这种观念。但我们要知道,这种观念并非新观念,至少在崇尚经世致用的中国儒家那儿早就有了。今天,如果在不对儒家经世观等既有观念作严格分析和甄别的前提下继续笼统张扬“理论应当联系实际”,不去仔细论证“理论联系实际”这种观念在今天和在儒家时代有何差别,那么这种貌似激进的强调,就仍停留在几千年前的思想立场上而毫无新意。近代以来,哲学的主要使命是反思和批判,即严格、彻底弄清一种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批判哲学把形而上学从未经严格理性批判的独断论中解救出来,它所开创的批判传统,直至超越形而上学的今天也仍构成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时代已进入21世纪,而我们对此的思考还驻足于遥远而陈旧的思想立场上,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功能从何说起呢?我们倒看到一个怪圈:尽管某人作此强调可能是意在行使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使命,但事实上丧失了真正反思和批判使命的人不恰恰是他自己吗? 　　这一点对缺乏成熟现代性经历的当代中国而言尤具针对性。当一些学者每每以体系性和抽象逻辑色彩等为由排斥理论、向往回归现实文学经验时,他们是否重蹈着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已经被公认的重实用、轻思辨特征呢?和西方人异趣,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方面兴趣较淡,而对直接、具体的经验情感兴趣较浓,这在深层次上取决于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如从思想源头看,苏格拉底认为必须先行论证为何人的本性不能单凭自然本原来解释,孔子却认为用宗法人伦的道德原理就能直接抓住人的本性,据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西方人在批评一种理论前先解释清楚该理论是什么,中国人则习惯率先表达对于一种理论的排拒态度。鉴于这种“实践理性主义”(韦伯)、“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顾准)和“实用理性”(李泽厚)思想传统可能对中国现代性进程造成的阻力,不进行反思是不行的。例如,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并未排除一定的先验抽象思辨成分,拿这方面的重要论著来说,英加登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和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等在各自最后均留出篇幅进行审美经验批判,这和当下中国一部分学者在缺乏先验反思传统的前提下每每轻视甚至否定文学理论,就很不同。这种不同更需要我们担负起反思和批判的使命。文学理论就是在反思和批判意义上联系文学实际的。 　　这里所说的反思和批判,主要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一种文学理论不应是对当下文学现实的单纯描述,因为那会流于经验的主观局限而不恰当地放逐理论的客观性底线。相反,它需要和当下文学现实拉开一段反思和批判的距离,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反思和批判距离的拉开,又不意味着一种文学理论获得了回避和粗暴否定当下文学现实的权利,它应以充分尊重和理解当下文学现实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对当下文学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不应出于个体情绪反应,而应建基于知其然的客观认识上。在今天,真正的反思和批判不再是主体性力量的放任,而是主客体交融形成的对话。举例而言,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一方面有必要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的当下文学现实行使冷静观察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必急于对它进行挞伐,比起往往显得情绪化的否定态度来,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先从事实上客观地认识它,肯定它对于破除传统文学本质观、拓展文学研究视野的积极意义,再从价值上客观地评判它,指出它在哲学基础上的不自足性,以及在适用范围上的不均衡性。当具备了这样的反思和批判功能后,一种文学理论才会真正获得有效性,文学 理论研究的推进也才有希望。 　　这同20世纪以来的学理发展背景也是一致的。胡塞尔在狭义意义上的和形而上学并提的思辨逻辑、海德格尔批判的不与“在”相属的思、哈贝马斯批判的和整体性相关联的理论、利奥塔批判的以形而上学为目标的思辨(大)叙事,都是含形而上学成分的理论活动的内容。胡塞尔在广义意义上包含于生活世界中的思辨逻辑、海德格尔所肯定的与“在”相属的思、哈贝马斯所肯定的依托于实践语境的理论、利奥塔所肯定的克服了形而上学之后的小叙事,则是去除了形而上学成分的理论活动的内容。可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局面,在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后仍是合法存在的。而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就是反思和批判的根本内容。 　　文学理论也不例外。如果说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用下,文学实际只以古典式的经验观出现,成为实在论思维的产物,文学理论也只以静止封闭的体系和抽象思辨的逻辑推演面目出现,成为主体性思维的产物,两者现成、抽象地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态势,那么,当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后,文学实际有了鲜明的现代内涵,那就是去除了形而上学成分、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的动态语境;文学理论也有了鲜明的现代内涵,那就是建立在知其然基础上的生成性建构。以生成性眼光看,理论的决定论动机支配下的客观主义倾向完全可以被改进,文学实际和文学理论是合法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由此避免了无效性可能,而被有效地落实了。 　理论在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联系实际,意味着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需要得到正视。忽视理论的实践功能诚然不可取,因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勇于让自己的理论承担起价值判断的责任,理论的价值性也只有在实践生活中才能得到公正检验;但把一种尚未经清楚论证的理论推向实践,更加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将会变相导致专制和灾难。那些理论上存在着漏洞、却热衷于将之付诸实践的知识分子,不也可能是欠缺反思因而不负责任的吗?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不恰当张扬,由此便可能重蹈“救亡压倒启蒙”的前车之鉴。文学理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