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期刊读后感

《外国经济与管理》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上海财经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管理类核心期刊。本刊的特点是内容新、信息多，集综合性、学术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本刊深受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公务员的欢迎。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本刊全体同仁向一贯热情支持本刊的广大读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在2007年继续得到您的支持。本刊创刊于1979年1月，现为中国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CJFD全文收录期刊、CSSCI来源期刊和CAJCED统计源期刊。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统计，2005（2004年8月~2005年7月）年度本刊刊载的文章（110篇）共被转载（摘）40篇，其中2篇被《新华文摘》转载；17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F31类（企业管理研究）转载（本刊与《经济管理?新管理》并列第一）；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F类（经济类）转载27篇，排名第32位。又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统计，本刊2003年度影响因子为4670，在全国管理类期刊中排名第三；2004年影响因子为4439，在全国管理类期刊中排名第七。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文献检索分析中心编制的2005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本刊2005年度的影响因子为392。

统计学的历史与今天——《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统计学是一门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数据等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中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它的使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据权威统计学史记载，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了“政治算术”、“国势学”，即初级的社会统计学，起源于英国、德国。几乎同时在意大利出现了“赌博数学”，即初级的概率论。直到19世纪，由于概率论出现了大数定理和误差理论，才形成了初级的数理统计学。 也就是说，社会统计学的形成早于数理统计学两个世纪。 由于社会统计学广泛地用于经济和政治，所以得到各国历届政府的极大重视，并得到系统的发展。而数理统计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概率论的发展，而得到飞速发展。经过近400年的变迁，目前世界上已形成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大体系。两体系争论不休，难分伯仲。 王见定教授经过30年的学习与研究，发现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联系与区别。它们的关系与著名牛顿力学与相对论力学关系非常相似。 相对论力学在接近光速时使用，而大多数情况下是远离光速的，此时使用牛顿力学既准确又方便。如果硬套相对论力学，则是杀鸡用了宰牛刀，费力不讨好。社会统计学在描写变量时使用，数理统计学在描写随机变量时使用。 我们知道变量与随机变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变量取值的概率不是1时，变量就变成了随机变量；当随机变量取值的概率为1时，随机变量就变成了变量。 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关系就搞清楚了。以后，在描述变量时，大胆地使用社会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就用数理统计学。如果在描述变量时非用数理统计学，那就是杀鸡用了宰牛刀。 近70年，由于数理统计学的飞速发展，大有“吃掉”社会统计学的势头，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几乎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王见定教授的研究已经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永远“吃不掉”社会统计学，今后的日子，将是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共存与互补。 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争论可以结束了。 结束语 “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对近四百年历史的统计学进行了科学的梳理，规范了整个统计学的发展，结束了一百年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的争论。由于经济是通过统计学进行计量和分析的，所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必将从整体上提高经济学的分析水平。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总的来说，计量经济学发展可以从顶级期刊的文章来看。主要是econometrica、journal of econometrics、econometric theory来看，目前比较热的是panel data、nonlinear time series方面的一些讨论，但是这两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主题，所以涉及的东西也很难概括。建议坚持读100篇以上顶级期刊的文章，就对计量最近的热点有点体会了。

30万字的《中国的非均衡金融》是作者易秋霖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该著作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一个研究空白被填补，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给相关的中国经济与金融研究以有益启示。 一般意义上的非均衡是指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非均衡或不相等，这种非均衡相对来说较简单， 而易秋霖博士基于中国金融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复合非均衡”范畴，它是指实际需求、意愿需求、有效需求与实际供给、意愿供给、有效供给之间的非均衡关系。由于现实中这三种需求与供给之间可能同时表现出多种非均衡关系，因此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复合非均衡”。有了“复合非均衡”这一新范畴作为基础，作者对中国信贷市场非均衡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的分析也就颇具独到之处。比如，作者认为，中国的金融深化既不同于麦金龙（Ronald I． Mckinnon）所说的金融深化，也不同于斯蒂格利茨（StiglitzJ．）等人所说的金融深化，中国的金融深化源于“信贷软约束”，在金融机构的“信贷软约束”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共同作用下，信贷市场长期处于“复合非均衡”状态，由此导致信贷规模扩张，进一步导致中国独特的“复合非均衡下的金融深化”。在分析中国的经济货币化、国有企业与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利润率下降、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等问题时，“复合非均衡”也被作为分析工具。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首要价值，学术在创新中才得以发展，而最难得、最有价值的创新可能是范畴创新，因为在一个新范畴的基础上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的非均衡金融》正是通过范畴创新，即提出“复合非均衡”范畴，而获得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整部著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作者所得出的一系列新结论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中国储蓄增长及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的结论。中国自1979年后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者通过数学模型与统计数据证明，中国的储蓄增长中存在虚化的成分，这种虚化源于利率变化率与商品价格、劳动价格（工资）变化率之间的不一致，当这种不一致满足恰当的数学关系时，就会出现虚化的储蓄。同样是通过严谨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说，简单地断言外汇储备增加会或不会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均不正确，正确的结论是，当外汇汇率高于均衡汇率时外汇储备增加将成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因素，相反，低于均衡汇率时则成为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因素。这一结论不仅对于分析汇率、外汇储备与物价、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之间的关系是个新的启示，对于政府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价值。 1979年之后，中国逐渐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与交易数量一直实行较严格的控制，至1998年，这种控制才逐渐放松，因此，作者认为，中国金融的市场化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相比落后了约20年。与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不同，他认为，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转型并不是始于1979年，而是始于1998年，1979年只是中国建立完整的非市场化或计划的金融体系的起点。这一新观点不仅为研究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而且也是《中国的非均衡金融》逻辑分析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必然的结论就是：市场化是中国金融走向均衡的条件。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已经被证明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恰当地运用数学研究方法有时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易秋霖博士在《中国的非均衡金融》中所作的工作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较多地运用了包括计量分析、数学模型在内的数学研究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数学方法的优点是通过假设将与问题无关的因素分离出去，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将相关的因素置于更纯粹的状态下，如此得到的结果就更加显著，但缺点是将实际上存在的因素分离出去了，使得结果并不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因此，要使得通过数学方法得到的结论更加符合实际，其前提是不仅要有较好的运用数学方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扎实的、系统的理论基础及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可以看出，作者较好地实现了这几方面的结合，从而使得其通过数学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出处：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