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四部文明》是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担任主编，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编纂的大型古籍文献丛编，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四部文明》二百巨册，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余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总计一亿四千余万字。其中《商周文明卷》三十册，《秦汉文明卷》四十册，《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三十册，《隋唐文明卷》一百册。《四部文明》是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研究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堪称周秦汉唐文明集成。与历代所修纂的大规模丛书不同，《四部文明》无论在编纂思想、编纂体例、以及文献收录和底本选择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大体而言，有以下数端： 罕见与实用并举的原则：汇印古籍，其要在据善本，《四部文明》所收各书，均在全面了解存世版本的情况下，经与国家图书馆、省市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及海外图书馆等商借底本，或选择孤本、珍本，或选择初印本，或选择名家校勘本，汇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与《四库全书》相较，仅以《十三经》为例，《四库全书》为生员手录，书成于众手，鲁鱼亥豕，手民之误，不可胜举；而《四部文明》不仅收录了宋代各种刻本的《十三经》，还收录了开成石经本《十三经》，此外更广泛搜罗了宋明以来《十三经》的诸多珍、罕注疏本，因此在所收文献的可靠和完善方面，与《四库全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四部文明》广泛搜集罕见文献，使大量孤本、珍本古籍化身千百，极大地取便于学术研究。其中收录了唐写本4种，宋本101种（宋刻本68种，影翻宋本33种），元本19种（元刻本18种，影元本1种），明本121种（明刻本118种，明抄本3种），清刻本311种，经藏本7种，日本古刻本3种等一大批稀见古籍原本。其中宋本《十三经》、宋本《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影翻宋本《韩非子》、《国语》、《战国策》（以上《商周文明卷》），宋本《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古文苑》、《东汉文鉴》（以上《秦汉文明卷》），宋本《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陶渊明集》、《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影翻宋本《鲍氏集》、《江文通集》（以上《魏晋南北朝文明卷》），宋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杜诗补注》、稿本《全唐诗》、清抄本《大唐开元礼》、《唐会要》阙卷（以上《隋唐文明卷》）等等珍罕古籍在学术研究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前商务印书馆在张菊生先生主持下，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名山事业，为史学结成硕大之果。时《隋书》用元大德本，今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宋中字本、宋小字本两本拼合，阙卷乃以元大德本补足，成《宋本隋书》，使沉埋数百载之故籍一朝彰显於世。在搜罗珍善本的基础上，又以实用为目的，对常用文献及普通古籍，以精校、精刻本为主；对虽非珍本但已为学术界所熟知的著作及版本，也作了广泛的收集，以取便于专家读者的研习与参考。 集成与精粹结合的宗旨：根据《四部文明》编纂的宗旨，既向集大成的方向努力，使之成为周秦汉唐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又突出反映各时代文明成就的重点方面，清晰地跟踪描绘中华文明发展的演进历程。汇集一个时代的文献，尽量做到全面，不使重要文献遗漏，《四部文明》对先秦至隋唐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搜罗整理和汇集，是全面反映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各个时代文明成就的文献巨编。在我国文化史上，先秦诸子思想的活跃，秦汉经学、史学的发达，魏晋南北朝思想的解放，隋唐文学的发展高峰，都是显现时代特征的文明成就，在《四部文明》中，依各时代文明成就的特征，在文献的搜罗上有重点的突出，以利于读者充分了解不同时代我国历史文明的走向。 文献搜罗的完整性：我国自古有易代修史、总结文化遗产的传统，尤其是汉代对儒家经典的搜集整理，清代考据家对文献的考证清理，为总结我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囊括一个时代的文献全貌，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就有了这方面的努力。宋代以来，有意识地总结文化的工作更是作出大量的成绩。《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宋四大书，明成祖时期的《永乐大典》，清代的《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新近出版的《传世藏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都是大规模清理编纂古代文献的工程。但是以时代划分，汇总一个时代的总体文献于一编的大型断代文献纂述，还要以《四部文明》始。以往的各种丛书，或兼收并蓄，或以类相从，断代文献全编，则付阙如。以往的大规模丛书，即使其规模超过《四部文明》，但如学者要检阅某一个时代的文献全貌，则如大海捞针，茫无头绪。而《四部文明》以时代划分，集中划一地汇集各个时代的文献全貌；因此，《四部文明》分之则是分别展现先秦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的大规模文献丛编，合之更成为中华历史前半期文明成就的总汇。鉴于现代学术与教育发展的要求，文、史、哲、科普遍进行分时代、分学科研究的情况下，文献以时代汇总的编纂方针，使得本丛书的实用性、收藏性都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在中国古籍整理方面，象《四部文明》这样的断代文献全编，对古文献进行时代与内容的分合，是前人从没有作过的，是空前的。此外，在具体文献的收罗上，也尽量采用全本，如《唐会要》一百卷，为治唐史所必须借重之重要文献，自清人辑入《四库全书》即阙卷七至卷十计四卷，库本《会要》该四卷为后人所补，已非原貌，后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基本丛书，收录《会要》一以殿版为式，至数十年来中华书局仍据商务本影印行世。中四卷抄本原貌学者罕觏，今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此四卷补阙，并附库本所补四卷，以供学界研讨。 资料编排的系统性：在收集和编排上依照学术体系与学术惯例对所有文献进行分门别类。在以往历代编修的大型丛书中，大体都据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从目录学角度，这样的编排对于管理和查阅，有一定的便利；但以学术研究出发，要集中查阅某一时代的整体文献，或某一领域跨时代文献的全貌，则非常困难。《四部文明》以当前学术体系为蓝本，将各时代文献进行新的分门别类，极大地方便了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读者参考和查阅。如《商周文明卷》，对收录的各方面文献，分列在：先秦图志、甲骨文存，先秦史表、金文类纂、古器图象类纂、十三经汇函、四书汇纂、群经总义、先秦古史汇纂、国语汇纂、战国策汇纂、诸子汇纂、先秦杂著汇纂、先秦地理著述类纂、全上古三代文、诗经辑纂、楚辞辑纂、先秦大家集汇等若干分部中；《秦汉文明卷》，分列在：秦汉图志、秦汉史表、说文汇纂、广雅、释名、方言、史记汇证、汉书汇证、后汉书汇证、秦汉史部书汇、秦汉金石文汇、秦汉著述汇编、秦汉地理书荟、两汉说部书荟、秦汉古逸书辑佚汇纂、秦汉文、汉大家集汇等分部中；《魏晋南北朝文明卷》，分列在：魏晋南北朝图志、魏晋南北朝史表、三国志汇证、晋书汇证、宋书汇证、南齐书汇证、梁书汇证、陈书汇证、魏书汇证、北齐书汇证、南北史汇证、魏晋南北朝史部书汇、全三国六朝文、魏晋南北朝诗总集汇纂、魏晋南北朝别集汇纂、文选辑纂、魏晋百家小说、魏晋南北朝杂著书汇、魏晋南北朝释道书汇、玉篇、魏晋南北朝类书丛编、魏晋南北朝金石书汇、魏晋南北朝地志汇纂等若干分部；《隋唐文明卷》，分列在：隋唐图志、隋唐史表、隋唐典章职官书汇、唐代谱牒科举职官名录书汇、唐代诏令奏议书录、隋唐史部书录、隋唐地志辑录、隋唐金石文汇、唐代类书选录、隋唐释道书荟、隋唐杂著丛编、隋唐小说汇编、全隋唐文、全隋唐诗、唐代诗文总集丛编、唐代诗文纪事丛编、唐大家集汇等若干分部中；这样的编列与辑集，对于研习某一领域的学者，甚便使用。 古籍整理的学术性：在全面搜罗文献的同时，又不同于过往丛书简单的文献罗列，而是广泛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保存文献的基础上，使文献价值进一步充分体现和易于利用。在底本选择上，有大量名家校勘或批校本，以及整理、注释本。在文献整理上，或罗列不同版本，或汇集研究资料，或增加题跋，或标注出处，或校勘，或补遗，不一而足，尽可能地提高其学术价值。如《全唐文》这样一千卷的大书，考虑到作为总集其作用主要供查阅之需，故本丛编对《全唐文》所收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文章逐一进行核检，将其原始文献出处，一一注明，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文献线索。《大唐开元礼》通行本为光绪间公善堂刻本，此次影印不用公善堂本，而采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此本罕见而弥珍。此抄本虽衍讹舛误颇多，但经过清代大考据家王念孙等人悉心校勘，朱墨斑斓，浮签满纸，李璋煜辑其校勘成果成《大唐开元礼辨证》，附於全书之末，因此使之成为有关此书的重要研究成果，汇入本编，为学术界提供十分难得的资料。古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支脉，是传承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根基所在。《四部文明》是规模宏大的旷代巨编，是展现中华历史与文明的山容海纳之钜构，更是当前陕西省在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它的编纂完成，对于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傅光（《四部文明》执行编委）

1、《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是继《史记》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史学巨著。与《史记》齐名，并称“《史》《汉》”，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在古代典籍中，《汉书》具有与经书同等的地位。2、《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扩展资料《汉书》之成，历经数人，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班固（32-92）。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父班彪。班彪专心史学，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太初年间，而之前众人所作续篇“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遂采集前代遗事轶闻，作《后传》数十篇，为《汉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应多为《汉书》采纳，只不过后人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今《汉书》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是少数可以确认来自班彪《后传》的史论文字。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秉承父志，在《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不久，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说班固私改国史，诏令右扶风抓捕班固入狱。弟班超担心他被刑讯，不能申明情由，冤死狱中，遂赶赴洛阳上书，申诉班固著述《汉书》的真实用意，此时，《汉书》已经完成的篇卷亦被官府自家中取走并上呈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欣赏班固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职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自任兰台令史始，班固参与《东观汉记》的编纂，先是与人合撰《世祖本纪》，后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平年间，明帝令班固继续《汉书》的撰写。建初四年（79），汉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由章帝亲自裁断，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该书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对《汉书》的思想影响很深。汉和帝永元四年（92），外戚窦宪败亡，班固受牵连入狱，死于洛阳狱中。其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令班固之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写。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前后历时三四十年，足见著书之不易。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书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后汉书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

汉书的史学贡献历史地位《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钦定前汉书》(现存11册)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作品影响开创断代史体例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汉朝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汉朝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汉朝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确立书志体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开创目录学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神化汉朝西汉时期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汉朝东汉时期的正统性和神化汉朝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