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的论文

治安学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志之一，就是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国对治安学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叶。1905年，清政府设立的巡警部中，专设“警学司”，负责研究有关学术问题。该司下设有编辑科，专门编辑。翻译各国治安法规和各种警察专业书籍。1906年巡警部改建为民政部，下设参议厅。该厅下设编译员，专门编辑和翻译各国相关书籍。在此后的数年里，清政府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治安管理的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东西方各国的治安管理制度和警政理论。其中不少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例如，作新社编译的《警察学》就是关于警政理论的学术性很强的著作。此后，大量治安学著作不断出版，像汤化龙的《大清违警律释义》 、 汪有龄的《大清违警律论》 、郑宗楷的《警察法总论》 、钱定宇的《中国违警罚总论》 、李士珍的《警察行政理论与实际》等均是具有较高水准的治安学学术著作。解放后，中国对治安学的研究，随着公安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西方警政理论在中国第二次大规模传播础到迅速发展，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了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治安秩序管理》、《户籍管理学》、《消防管理学》、《治安基层基础概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学》、《公安外国人管理》、《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户口统计》、《保卫学概论》，《要害保卫学》、《事故对策学》《警卫学概论》等治安学类本科专业系列教材。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治安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此后，大量的治安学专著和治安学教相出版，其中代表性著作有王虹桥主编的《治安管理学概要》、胡冠武主编的《紧急治安事件与对策》、王久成编著的《治安管理要论》、徐汉民所著《人民治安40年》、张文清主编的《中国治安管理通论》、魏平雄主编的《中国治安管理法学》、陈鸿彝所著《中国古代治安街史》。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熊一新主编的《治安管理学》、李健和主编的《新编治安管理学总论》、王新建等主编的《危险物品管理》、廖志恒主编的《社会治安管理学》、张先福等编著的《治安管理学》、李庆祥等主编的《治安管理学教程》、王铭恽等主编的《治安管理学》、王彩元主编的《治安管理学》、张子路等所编《治安紧急处置方略》、刘士文编著的《治安处罚专论》、武冬立主编的《户政管理教程》、孟宏伟主编的《道路交通管理》、郑焕祥主编的《保卫学》、柳晓川等主编的《涉外警务概论》、向党主编的《出入境管理教程》、郭太生主编的《治安灾害事故社会防范研究》、王洛生主编的《城市治安管理学》、梁立栋主编的《治安管理学基础理论教程》、佟秉祯主编的《治安案件查处教程》、刘修善主编的《公共治安秩序管理教程》、沈志祥主编的《治安管理学教程》、程链明主编的《治安秩序管理教程》、谭永红主编的《治安管理基础理论教程》、张豫生主编的《公共安全管理教程》、万川著《治安行政管理学》、丁建荣主编的《治安行政管理通论》、冯庆夫主编的《边境管理学》、朱家华主编的《巡警业务教程》、王太元著《户政与人口管理理论研究综述》、冯锁柱著《治安事件预防、预警与处警》、张京所著《法国治安管理概览》等。此外，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治安学方面的论文。上述大量出版的治安学专著、教材、文集。论文等，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中国治安学理论，促进了治安学学科的发展。

治安处罚”如何体现以人为本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旦获得通过，将取代原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以人大立法取代原有的行政法规，对公安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授权并进行规范，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公安执法部门的治安管理行为，将更加有“法”可依，也必将要求公安部门更加严格地依“法”执法。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处罚法”草案中，治安处罚的范围、力度都有所加强，处罚程序则更加规范，这一法律的实施，将在规范公民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抗拒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的行为”、“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的流浪乞讨行为”、“扰乱重大活动期间治安秩序的行为”、“投放假虚的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以卖淫为目的招嫖拉客的行为”、“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等行为，首次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使许多曾经界定不清、处罚无据，而又确实破坏公共秩序、危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能够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得到纠正和制止。这对于维护公共秩序及平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显然都将有切实的作用。 不过也应该提醒的是，随着处罚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强，对新增加的受处罚行为，必须有更加明确和细化的定义，以避免因对法律理解的不同，而导致在法律的名义下对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伤害。譬如如果对“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没有严格限定，则一切流浪乞讨行为就都可能成为处罚对象；如果对“重大活动”没有明确定义，则对“扰乱重大活动期间治安秩序的行为”的处罚，就有可能被某些地方政府拿来滥用，以至于干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许多其他法律法规一样，在“处罚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规定。 同样，公安执法部门在被赋予更大权限的同时，也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以避免执法权力的滥用，以至于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处罚法”草案已经给出比较明确的规定，体现了立法观念的进步。比如行政拘留不得超过30天；要求公安机关及时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或者所在单位；警察查处治安案件时实行回避制度；要求勘验、检查时，警察不得少于2人在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公安机关开具的勘验、检查证明文件等，显然都是在针对以往执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而对执法者作出的必要约束。 “处罚法”是继“新交法”之后，又一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有“新交法”的经验在前，刚刚提交审议的“处罚法”草案，理应经过严格、缜密、周全的审议，并以必要的方式听取公众意见，方能成为一部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有效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