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法中生物安全的核心

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到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案件和纠纷，如雀巢转基因食品标识纠纷 ，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许可证风波 等，还有如今沸沸扬扬的转基因稻米市场化争议 ，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生物安全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生物安全立法、管理体制等方面作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但是与国外的研究现状相比，我国对生物安全的法学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状况比较严重。因此在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框架构建上缺乏足够的法学理论支撑。就现有的极少量相关研究成果而言，大都出自生物技术专家之手，而非出自法律专家 。从采取的研究方式来看，长期以来仅仅引进和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范围狭窄，层次相对单薄，没有建立起独立和成熟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研究框架和法学理论。作为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界定是一个核心问题和工作基础。笔者有感于国内学者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概念理解的不一致，结合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科技背景和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演变，试图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作一梳理和探究。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法建立了通用的制度体系，如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系、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并明确了海关监管制度和措施等。生物安全的原则：1、统筹发展和生物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立法确立维护生物安全的基础性制度，突出风险防范，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依法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2、风险预防原则，它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生物安全监管原则，是首要原则，是成本最低也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原则。3、科学证据原则，它是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合理制衡，以防止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4、分级管理原则，它是根据生物安全威胁程度不同而采取的区别管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