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敦煌文献的认识与理解

我认为，如果要为敦煌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我们先来看“敦煌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所指对象的范围。第一，“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沙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闻地区。第二，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l）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关于敦煌学的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第三，敦煌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l）它的治学范围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多民族语言、文学、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数学、建筑、民族、民俗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2）它的治学方法融会中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有中国的传统方法，又有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手段；（3）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敦煌学的内涵，也就是反映这个概念本质属性的内容，似应包含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理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l）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敦煌地区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如汉晋简牍等）；（4）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5）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上五个方面的对象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缩小或扩展。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但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应用最多、最基本的方法：（l）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方法；（2）文物、考古学最基本的实地踏查、测绘、挖掘、临摹、复原及现代化学、物理手段及电脑技术等；（3）各文明体系及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是在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现状、前景作科学的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应该承认，尽管敦煌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理论的建构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中十分关键的、与该学科形成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如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藏经洞的历史文化背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些重要细节等），至今还未给世人一个明晰的解释；至今尚未见有较权威、系统的敦煌学理论专著问世。值得学术界高兴的是，由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已于1998年底正式问世，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熟；但是学科理论的高度完善，还有赖于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敦煌学在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学科特点、学科理论等方面，还带有相当多的“模糊”色彩，也就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它与另外一些学科（如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还有一些难以理清的枝蔓交叉；在国际汉学界，对敦煌学的科学界定似乎也还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门“模糊学”。笔者始终认为，对一门新兴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与解说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好事情。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敦煌学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 敦煌学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他指的就是佛教文献，因为共有90%以上，而且也是一些民间变体，也有精神回忆录，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查阅到更多的知识资料和内容。

敦煌的珍贵文献有大部分在上世纪被劫掠到国外,现在保存于西方的博物馆, 因此国外也有研究敦煌的学者余秋雨在这里可能是说对敦煌学真正有造诣的学者还是在中国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