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论文题目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节点 由于传统认识对思想的束缚，我国经济曾承受重大损失。错误和挫折，更加促使了反思，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具体讲，我国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陈云等先后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和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等重要思想。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写入报告。 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命题，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依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决定》明确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运行机制，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市场化的讨论 （一）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争”，如“兰格模式”。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先后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两篇论文，提出 “兰格模式”，完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罗卫东和蒋自强在《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认为这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他们总结“兰格模式”体现出来的理论突破，归结为一点，即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社会性质之分，它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选择计划和市场中的哪一种方式，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不应根据旧的意识形态来判断，而应看哪种配置方式更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他们还认为，兰格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观念上打破了所有制、运行机制、分配状况“三位一体”的理论陈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机制竞争与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与按劳分配相兼容的重大理论课题。 （二）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前，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冒着政治上的风险，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的研究。 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卓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路先锋，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期孙冶方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化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1979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1979年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作为讨论会主题，并重点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扩大企业权限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以及价格这三个问题。然后又有对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过去令人谈市场色变的“市场”开始堂而皇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对传统理论进行冲击。 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市场经济。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最终，这一阶段的讨论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一命题上，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马洪在1984年《经济研究》中指出“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同商品经济的属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去”。但是这又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解，有人认为它的侧重点在“有计划的”这几个字，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这一范畴的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侧重点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这一范畴的主体，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这一主体的有计划发展。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主题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时间持续一年，并编成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全国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989年，针对这本书，曾有人指责说这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成为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子。 可见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尽管如此，我国经济理论仍然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后是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接着是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又实现一次新的飞跃，经济改革理论的总体形态正式建立了起来。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的启示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现在的目光看，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每走出一小步，就是历史前进的一大步。改革是会遇到很大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探索讨论的过程。伴随改革的开始，理论界就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向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讨论。改革方向在理论界的讨论下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只有进行探索，进行讨论才能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紧密联系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政策的实施都有理论界对其利弊进行探讨，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到不断的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了，但并不意味着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已经结束。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是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这样的“体制转换”下，现实的经济活动会出现某些混乱现象，有人将其归咎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做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工作。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之我见 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金融业陷入新一轮风暴。继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后，美国第三大和第四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也陷入困境，前者被美国银行收购，后者则被迫申请破产保护。连续１４个月来，由美国住房市场和金融业疯狂投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对世界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通过了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的救世计划，救援计划获得国会批准后，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承诺，将“迅速展开行动，实施新的职权，但也将讲究方式方法地进行”，并强调“透明”将是贯穿整个过程的重要因素。而随后，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和奥地利政府也均推出了银行拯救计划，总金额达3万亿欧元（约合8万亿美元）。 自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随着问题恶化，各方的反思也越来越多，而此次欧美庞大的金融救世计划也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这一课题摆在了世人面前。 追本溯源，这还要从价值规律说起，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的时候，生产者纷纷加大投入生产该种商品，结果该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又会降低，生产者缩小生产，商品供大于求，价格又上涨，如此循环。这种循环也就是市场的自发调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得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但是市场调节具有很大的缺陷：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如上述例子中的商品生产者，跟在价格后面调整生产规模，是永远都不可能赚到钱的，所以就需要政府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的调控，也就是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挽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当国家经济过冷或过热时都需要宏观调控的干预，促使经济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对于美国的经济，似乎可以说，国家干预经济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因为罗斯福新政就是在大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实在此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就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了。但如果把情况移植于我国，仅仅以此来解释我国的情况，似乎过于简单了。因为我国并没有经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过程。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放开市场。建国以来我们似乎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对于市场失灵只是听说而已。恐怕不能单单以此作为理由。 但是，政府并没有干预所有的经济,他只是将某些不能交付于他人的重要资源由国家开发管理譬如石油、矿藏、以及其他一些关乎国家命脉的资源。我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政府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在兵工及石油方面，国家如果不宏观调控的话，那么后果不会象现在这么乐观。人民的安定团结,社会的安稳从何谈起？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出现了某些贪污腐败分子,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我国政府的决策。 经济行政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可能产生腐败，在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更是有可能产生腐败，而且腐败滋生的危害性有可能愈演愈烈。廉政建设是一项复杂的法治系统工程，为预防和减少经济行政权的腐化变质现象、加强经济行政机关的廉政建设，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势在必行。 市场经济固然不是行政经济、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但也决不是放任自流、无法无天的经济。市场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不能对即将到来的市场机制失灵、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混乱采取大撒把的态度。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必要的。政府是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最活跃的经济法主体。因此，政府如何干预才能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治的历史潮流，取得适度、公平、高效的预期干预效果，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法律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法治，既治企业，也治政府。换言之，经济法不仅要规制企业的经济行为，而且更要规制政府代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近年来，依法治企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要依法经营的认识趋于统一。但对经济行政法治的强调仍然有些黯然失色。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刚刚上任、并大刀阔斧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之初，强调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意义非凡。总结多年来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当然，这与“文革”中整官、整人大异其趣。很明显，政府本身如不依法行事，就难以避免行政权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赖、敬重与合作，就没有资格要求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该目标取得后，经济行政行为将完成以下转变：由恣意行政转为法治行政，由专横行政转为民主行政，由审批行政转为监控行政，由压制行政转为促进行政，由管卡行政转为服务行政，由警察行政转为给付行政，由黑箱行政转为公开行政，由低效行政转为高效行政，由政府本位行政转为企业本位行政。这对政府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应当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重大法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