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哪些报纸上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毛泽东语）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不仅是杰出的文坛巨匠，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本文从他的报刊活动切入，从新闻的角度来对鲁迅进行研究。堪称现代中国民族魂的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先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和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报刊活动梳理 身为革命舆论战士的鲁迅，一生（1881年9月25日至1936年10月19日）和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报刊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鲁迅曾经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先后参加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1]他担任过《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文学》（“左联”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波艇》、《鼓浪》、《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热情地支持《越铎日报》、《晨报副刊》和一些革命进步报刊的编辑出版；和为数众多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如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人物，有过亲密接触。 鲁迅的报刊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到1917年）。这一时期他的报刊活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做宣传，从唤起人民觉醒，改造国民性，到“监督行政，促进共和”，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呐喊。浙江“越社”青年办的《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创刊，从日本归来的鲁迅为故乡的报纸用文言文写就名曰《问世辞》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力促共和国的建设，要以“政治”的得失来衡量事物，要发扬勇敢和刚毅的精神；强调发表的新闻是反映“真知”的，不搞空话；力争做到“表扬与批评”结合，对于社会的污浊，坚决批判，“不欲守口”，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慨。第二个时期（1918到1927年）。这一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大量锐不可当的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开办“随感录”专栏，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短篇评论。鲁迅从1918年9月第五卷第三号《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1919年11月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六十六》为止，共撰稿27篇，长的2000多字，短的300多字。在《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鲁迅的呐喊之举——打硬仗、“听将令”，《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作品成为千古名篇。[2]第三个时期（1927到1936年）。期间是鲁迅最光辉的十年，也是他报刊活动最活跃的十年。鲁迅以上海为基地，先后参加了72种报刊的编辑、撰稿活动，仅1933年就发表杂文130多篇，篇篇成为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据《伪自由书》之《再谈保留》篇）这是鲁迅在1933年5月17日写的，这正是他思想十分成熟、精力充沛之时。鲁迅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时代殊为不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在实践中体察后得出的，对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指出：“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二、新闻思想述评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新闻学简明词典》等权威辞书，不见鲁迅的大名，这大概是因为先生对新闻学的理论，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所写的杂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报刊宣传工作发表过深具远见卓识的议论，提出过渐成体系的构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鲁迅新闻思想。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笔者认为，鲁迅新闻思想主要涉及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新闻要揭露伪科学、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六个方面。 （一）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 喉舌是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比喻性用语，说明报刊或其他新闻机构的性质和作用。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最早使用“喉舌”比喻报刊作用的是梁启超。[3]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到“纸笔喉舌”，那是1925年。在当年《编完就写》之后，于1935年写的《案语》中，他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亦即刊物属于哪一类人的喉舌。 后鲁迅在《论“人言可畏”》[4]一文中，对某些记者不负责的言论进行剖析，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电影明星阮玲玉等“颇有名，却无力”的“公众”人物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媒体祭坛上的牺牲品。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句子又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鲁迅指出：“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先生用事实说明，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并具体谈了“喉舌”作用，行文极生动。 （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报纸上虚假的、失实的报道“俯拾皆是”。对这种状况，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以笔为投枪，刺向制造传播假新闻的记者的恶习，刺向新闻失实的种种痼疾。鲁迅归结说，新闻失实的痼疾之一是夸大事实，之二是凭空想象，之三是捏造谣言。[5]他认为报刊上的一切宣传和报道，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保证完全真实，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违背了真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就会产生一种“坏结果”，即“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将会影响报刊在读者中的威信，在宣传上起到相反的效果。 鲁迅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所写的和编发的每一篇稿件，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符合事实，不允许有一点出入。通观他的全部著作可以发现，鲁迅对报纸的谣言非常愤恨，也谈得很多。先生把谣言比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强调造谣者绝没有好下场。 （三）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 关于舆论监督，鲁迅对其社会责任作过明确评论。他在《并非闲话（三）》这篇杂文中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这里讲到“灌溉佳花”应当“保护原种”，就包含着“原创的作品”，即是那“原创”的就像野菊花，和后来人工培植的花朵又大又美的菊花有很大差别，那也应该加以保护“满天星”——原始的野种，这道理十分明显。因为“原始的野种”在遗传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没有“野种”，就不会有“家种”，不会有后来的“繁花似锦”。对于“灌溉佳花”，鲁迅认为，那应该有“诱掖奖劝”的意思。在分析作品时，有诱导扶持、奖励规劝之心。坚决反对对作品不分青红皂白，只是“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有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鲁迅十分痛恨这种方法，称为“鬼蜮伎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鲁迅批评那些不“灌溉佳花”的批评家，却干着“含沙射影”的勾当，竭力提倡在舆论监督方面要剪除杂草，灌溉佳花。 （四）新闻要揭露迷信、伪科学 鲁迅经常运用新闻的武器，揭露迷信、伪科学，歌颂科学真理。1918年7月，他写了《我之节烈观》，文中说：“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对“灵学派”这种迷信团体在社会上制造舆论，用“灵学”的科学名词来掩盖迷信本质的活动，鲁迅极为关注。1917年10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1918年1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和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此乃鲁迅写的“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的由来。 揭批迷信邪教，高扬科学真理。鲁迅正是这样做的。1919年4月16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卫生终于打医生之类……他们……不要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他还对朋友说，要坚决发表“科学议论”，这是很重要的。 （五）媒体中“性”泛滥，真真可怕 鲁迅对于媒体中关于“性”的报道有中肯的意见。他在一篇杂文中说，侦探片、战争片、滑稽片都看腻了，于是，就出来“性”片，“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这里讲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看这种“性”片的人“还爱看”；二是“性”对“市侩”很要紧。[6]何谓市侩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市侩本指买卖的中间人，后指唯利是图的奸商。也泛指贪图私利的人。从“性”之中，“市侩们”能获得极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性”是超乎寻常的看重，加以夸人，使这种“性”到处泛滥。 “性”的泛滥，对于国家和民族，危害之大，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 （六）利用杂文，表现韧性的战斗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为了运用文艺来促进人民意识的觉醒，他曾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革命潮流和作者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为促进革命的文化启蒙运动而写。鲁迅回国后，1918年9月开始，为当时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杂志写稿。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新报》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以及《莽原》、《语丝》、《萌芽》、《现代》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杂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7]他在1935年12月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说明，鲁迅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上越战越勇，表现了韧性的战斗精神，而对杂文这种锐利的思想武器的运用，也越来越纯熟。 鲁迅的杂文，运用的新闻林林总总，笔者总结大体有四种形式：1、作品的主干直接运用新闻，适当评论，并点明是哪家报纸的哪篇报道，一目了然；2、把若干篇报纸消息文章，作为若干篇杂文的内容，说明复杂的事件；3、没有具体说那家报纸，但却是运用了报纸新闻，有综合，亦含典型；4、没有点明是哪家报纸的，一般看不出运用了新闻，属“暗用”。鲁迅在杂文中引用新闻，并非罗列现象、支离破碎，而是有所选择，精彩独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鲁迅正是利用杂文的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又确实是具有某种先锋性的。[8]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杂文，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 鲁迅的上述新闻思想，是他革命报刊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不仅为当时的报刊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对今天的传媒人也有很大教益。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最初是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目叫《旧事重提》，待到1927年7月时编定成书时，改成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