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民俗文化杂志

发表学术论文130篇，其中主要论文有：1、《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结构试论》，载《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3期。2、《藏族犬图腾浅谈》，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3、《“青蛙王子”型故事原型研究》，载《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4期。4、《从创世神话看原始人对自我力量的意识》，载《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5、《藏族天梯神话》，载《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6、《藏族白石崇拜探微》，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7、《藏族湖神与生育信仰》，载《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2期。8、《藏族嘛呢堆》，载《雪域文化》1990年第1期。9、《生命的归宿——藏族灵魂观念试析》，载《邦锦花》1990年第3期。10、《藏族鸟崇拜的自然历史渊源》，载《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1期。11、《藏族巫术数字“五”的文化意义》，载《西藏日报》1991年6月11日。12、《西藏日土岩画研究》，载《民族艺术》1991年第2期。13、《蚁穿九曲明珠源流探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14、《藏族宗教节日文化论》，载《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15、《藏族天梯神话发微》，载《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16、《藏族原型数字“九”的文化意义》，载《东方文化》1992年第1期。17、《“头上长角”型故事的流播》，载上海《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1期。18、《乡土教材与西藏民族教育》，载《西藏教育》1992年第5期。19、《藏族本教信仰与古老崇拜》，载《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20、《西藏旅游事业与民俗文化》，载《西藏研究》1992年第4期。21、《藏族兔子故事论》，载《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22、《藏族宗教法器——鼓的文化意义》，载《西藏民族宗教》1993年第1期。23、《林芝地区民间传说漫话》，载《西藏旅游》1993年第1期。24、《藏族箭神略论》，载《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4期。25、《藏族宗教的神职人员》，载《西藏民俗》1994年第1-2期。26、《昆仑文化与藏族原始文化》，载《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27、《珞巴族“插青”习俗述略》，载《中国民间文化》1995年第4期。28、《藏族图腾纹饰的文化心态》，载《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4期。29、《森林与生殖信仰——珞巴族“卡让欣”研究》，载《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4期。30、《民间传说与旅游文化》，载《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31、《灶神形象演化的历史轨迹及文化内涵》，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32、《珞巴族灶神论析》，载《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2期。33、《藏族文化中的镜子》，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专题1996年第10期全文转载。34、《羊与藏族民俗文化》，载《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35、《汉族少数民族灶神信仰比较研究》，载《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36、《文化流程中的“中山狼”故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37、《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载《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3期/38、《多重文化碰撞的智慧母题——文成公主传说考验难题试析》，载《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39、《孙家香和她讲的故事》，载湖北《艺术明星》1997年第5-6期。40、《根植于泥土中的文化瑰宝——记孙家香和她的故事》，载《孙家香故事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41、《从生命延续方略探寻抗拒洪水神话母题》，载《民间文化》1999年第1期。42、《枣俗的文化精神》，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43、《中国怪孩子故事亚型及其家族伦理思想》，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44、《试论中国方志文化中民间传说的特点及价值》，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45、《西藏民间信仰节日》，载《西藏民俗》2000年第1期。46、《守禁违约的背后——“猎人海力布”型故事解析》，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47、《“二母争子”故事揭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48、《强盗歌论》，载《西藏民俗》2001年第1期。49、《枣的礼俗精神与文学传承》，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50、《“黑马张三哥”型故事论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51、《“头上长角”型故事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52、《“皮匠驸马”型故事研究》，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53、《蛙婿型故事研究》，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54、《“烂柯山”型故事研究》，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55、《“典当良心”故事类型主题分析》，载《民俗学刊》第3辑，澳门出版社2002年版。56、《西藏卵生神话源流》，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57、《一部开创性的力作》，载《新闻出版报》2003年4月6日。58、《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批评与反思》，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59、《源于怪的力和美——中国怪孩子故事的审美情趣》，载《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60、《论西藏天神》，载《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61、《角色转换与文化认同——中国节日文化中的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62、《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63、《跨语系比较的尝试——以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怪异儿故事比较为例》，载《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有一套书就叫藏传佛教，很厚一本的，你到密宗寺院的书籍流通处去应该能找到，我10年前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