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铁的论文选题

本选题以高碳钢为研究对象，即在高碳环境下，碳原子的扩散行为可以存在于相变过程中，致使相变产物的组成相复杂，这样更加有利于更全面地探究不同等温条件下束状铁素体组织结构的演变规律，揭示束状铁素体生长行为的本质，为钢中固态相变理论提供实验依据，同时也为新型优质钢的开发奠定理论基础。该选题的研究内容条理清晰，丰富详实，其方案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可以达到预期的研究结果。由于国内相关资料较少，该论文选题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外文文献资料，文献综述较为充分，条理也很清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出众。综合该选题的以上评议，考核组同意开题。自己移花接木就可以了。

解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摘　要: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　　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①几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从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　　一　经典和文学经典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范畴。[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引起争议。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某个时期因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2]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受尊崇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学经典争论的焦点。　　二　西方文学经典之争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3](P16)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在他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所以,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宽经典。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文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在他看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熟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传统派坚持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已经确立。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　　三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持。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典就是突出的例子。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美化现实、虚构现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托邦现实。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形式。[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计其数。《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7]。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评论界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很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今天的俄罗斯,《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情形。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中排名第六位[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其次,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他认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企图而已。”[10](P415)所以,文学作品要想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必须要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真正被作家所理解和把握,已经情感化、人格化的,已经被作家的审美体验所融化的思想。具有这样思想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感染读者的灵魂。而《钢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只受过不完全小学教育、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和革命生涯。凭着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艺术修养写出来的《钢铁》,连斯大林也认为缺乏起码的文学知识。[7]小说的语言较为简单,作者不具备娴熟地驾驭丰富多彩的语言的能力;小说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是最基本的肖像描写,或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或使用对比的方法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8]主人公保尔的性格一开始就基本上定型,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凭借自己的政治意念设计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英雄形象:富有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原创,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同类作品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显然保尔的个性不甚鲜明。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丰富的艺术审美性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统一体,而不应该成为某种意志的传话筒,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对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的眷念、对苦难的直面、理想的向往、肉体的欲望、精神的追求、绵延诗意的流淌、焦灼心灵的奔逃等等,都被大师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而《钢铁》在思想上、在艺术上显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总之,我的结论是:《钢铁》是一部好书,保尔是一位英雄,但是,《钢铁》的艺术性不足,英雄形象还不够丰满。因此,《钢铁》与文学大师笔下的经典著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还称不上文学经典。参考文献:[1]吴泽霖保尔:一个悲剧性命运的形象[J]探索与争鸣,2005(6):25-[2]刘意青经典[J]外国文学,2004(2):45-[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5]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赵　丹多重的阅读与写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7]余一中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J]俄罗斯文艺,2004(3):50-[8]赵育春被延宕的反思[J]当代外国文学,2000(1):140-[9]洪诚子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0]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　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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