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献研究法的具体方法

第一，高度切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实际。本书的初稿草创于1995年，12年来，编著者每年都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该门课程，并在课堂讲授、师生讨论和课外作业的基础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订。可以说，本书凝聚着编著者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凝聚着十多届研究生的学习心得，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产物。第二，充分体现编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以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本对象的学科，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文献形态、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编纂、检索等相关的组成部分，由此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编纂学和古籍检索学等，便构成本书自成体系的结构内容。本书对上述各个学术板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使全书具有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理论色彩。书中将传统的辨伪学并入古籍考证学，辑佚学并人古籍编纂学，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构架中偏重于文学文献学的内容。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设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称为“历史文献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在学科传统中，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语言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基础课，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的基础。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本书在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偏重于介绍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例。当然，本书所说的“文学”，不是指20世纪以来界定的“纯文学”，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而这也是适合古典文献学自身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本书的撰述中也有所体现。第四，重视传授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一门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实践课程，正如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开篇所说的：“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因此研究方法应该在这门课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贯穿于教材的各个章节，成为教材的主干部分。比如版本鉴定、古籍校勘、目录编撰、诗文注释、史实考证等，本书大都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之梯航。而本书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理论的解析，也格外注重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对象，以具体而实用的实例作为理论的支撑。本书在每一节后还设计了一些“思考与练习”的题目，可供学生进行学术实践时参考、选择。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的定量分析，统计描述来实现对事实的科学认识。这两种方法有共同的对象，都不与文献中记载的人与事直接接触，因此，又称为非接触性研究方法。二者的区别是在分析的重点与分析的手段上有不同。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