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pdf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jczvp2AMsyENHw 提取码: qs2h书名：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者：[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译者：胡春阳豆瓣评分：8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份：2013-6页数：333内容简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1996年出版后，学界普遍高度评价该书的深厚的跨学科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归纳，作者广泛听取反馈意见，2009年出版修订版，不仅案例材料得以及时更新，而且全书的理论胸襟和讨论范畴更加开阔和深透，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积累路径，且以此解析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商业化的传播产业、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背后权力扮演的角色。传播作为外来学科，急需引进美国实证主义之外的具有理论和历史脉络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经典论著，本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状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依据社会正义的标准加以评价，是目前全球传播学界公认的批判传播理论的标志性作品。

莱斯特学派与批判政治经济学 章戈浩 莱斯特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学派）在媒体、文化研究中双峰并立，加上格拉斯哥媒体研究小组则分别代表了传播学中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三支不同力量。他们甚至一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派，而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代表。然而，作为莱斯特学派的主要人物，无论是默多克还是戈尔丁，他们都不愿以莱斯特学派自居，而倾向于自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莫斯可对莱斯特学派主要人物所做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当初研究中心成立 的宗旨只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心，协助评估电视对此问题的影响。虽然他（指哈洛伦）承认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主要兴趣仍在批判社会学的研究上。” “戈尔丁总结说，比起理查德霍尔所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实在谈不上有所谓的莱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它甚至比不上杰伊 布卢姆勒和丹尼斯 麦奎尔在里兹大学所形成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学派。为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一群个体研究者结合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制度化的研究计划，他们包括默多克、戈尔丁、菲力普 艾略特以及一些零散加入的学者。” 。在日后克兰对莱斯特学派作出的批评时，默多克与戈尔丁也借此得以加以反驳。 戈尔丁曾在曼彻斯特学习社会学并获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他也在埃塞克斯大学求学。戈尔丁于1990年被拉夫堡大学任命为社会系主任。默多克早年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经济学与社会学。他于60年代曾在苏塞克斯撰写过一篇关于精英艺术市场在纽约崛起与在巴黎衰落的论文。此后，由于研究兴趣转向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他转入了莱斯特大学，并在该校从事了近二十年的文化与传播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研究。默多克现任教拉夫堡大学。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学与文化政治经济学。他也是挪威伯格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媒体工业机制。 默多克与戈尔丁如果不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其研究的议题，至少也是为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开拓的研究领域。他们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队”参与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传播研究学派的论争。在1973年，默多克与戈尔丁在《社会主义文摘》上发表《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 一文，此文后来被认为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性与纲领性文字。戈尔丁的主要作品包括《税收与再现》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 、《问题中的文化研究》 两人合作编撰了《媒体政治经济学》 、《研究传播》 1970年，哈洛伦与默多克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 哈洛伦与默多克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致，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 《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无论是对于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还是默多克以及莱斯特学派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这一研究采用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和非量化的取样途径，剖析了英国的报刊和电视因受其行业自身利益和逻辑的局限而对学生反对越战游行示威报道的失实和歪曲。这项研究使得莱斯特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声名鹊起，成为英国媒体与文化研究继伯明翰大学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后的又一理论重镇。此后，该中心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媒体的研究，包括传媒与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莱斯特学派对70年代初兴起的青少年大众文化（popular youth culture）的调查，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一道成为了早期文化研究的经典。与以往经验主义的传媒效果研究不同，此研究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学生以及他们与传媒的关系置于大的社会语境和过程中，进行经验调查和分析。 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他们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没有解决大众媒体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大众媒体在使得财富、权力的不平等对于被剥削者显得是必然的。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体在传播知识、信息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默多克和戈尔丁一直坚持，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自然遵循20世纪资本的运作规律，即集中和垄断。他们通过追踪记录传媒公司之间的吞并联合，分析传播媒体的垄断趋势。同时，默多克和戈尔丁也强调，传媒产品，包括各类信息、文化娱乐和意识形态，与一般性生产与生活用品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这些软性产品，对消费者及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能够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更可以形成公众舆论，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到所有权与控制权时通常是以“所有权分散论”与“管理革命论”来为媒体控制者作出解脱。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传媒研究中对媒体制作（media production）的关注逐渐增加，不少研究将焦点放在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实践过程，强调他们相对独立的实际操作权。在1982出版的《大企业与传播产业的控制》 一文中，默多克通过对英国八家主要私营电视台所作的所有权及控制现状的调查，针对“所有权分散权”与“管理革命论”作了分析。他认为，所有权分散论不过是用表面现象掩蔽了问题的实质。当今包括传播媒体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几乎都采用了股份制，这种情况造成了企业所有权分散。事实上，小股东所持的股票只是零星少数，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并无发言权，真正控制企业的还是少数拥有大宗股票的大股东。大股东凭借自己的势力支配着多数的小股东。所有权的表面分散并没有减弱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反而强化了这种权力。对于管理革命论，默多克借用了马克思早年对股份公司中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的预见。马克思实际上在著作中谈到了在股份公司的发展中，不拥有股份的管理阶层将取代资本家走上管理岗位，资本家会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但这并不表示资本家同时失去了有效控制权。通过董事会等机构，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企业，虽然他们不再从事企业的日常管理。默多克指出，资方的拥有权与媒体从业人员相对独立的操作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应该加以区分对待。因此他将这两种权力分别称为allocative power与operational power。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这种思路被有学者称为“行动/权力”理论，他们不同于同样对所有权关注的“结构/决定”，后者“着重于分析检视企业主在机会受限的情况下，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默多克与戈尔丁的研究则侧重于企业是什么人控制的问题上，不论个人团休是控制管理该组织的权力中心。他们旨在说明权力中心的管理者的意志来管理企业的未来走向。 默多克还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考察，谈到了广告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他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历史的考察发现，在二战后曾出现了不少描写下层人民和工人阶级生活的电视剧。这种节目深受观众欢迎，却触怒了广告商。广告商认为这种电视威胁了他们追求的社会形式。因而，广告大力扶助以上流社会生活为主的电视剧以及娱乐性的充满色情凶杀内容。因此，他认为媒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商而不是一般观众，因而对传播内容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告商而不是受众，资本以广告的形式有力而且有效地对传播内容进行了干涉。这些思想显然与后文将提及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尔丁也在他1979的研究中指出，经济资源的分配对报纸产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英国受到右翼报刊的控制，其原因就是为了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而付了昂贵的代价，面缺少换成别的刊物就会有能力获得的广告收入。 所有制的诸种形式与组织之、报刊内容与右翼政治派别的控制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认为，如果能表明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一个统治阶级手中，那么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经验研究证实这一点，大众传播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相对较小的经济和金融强势集团手中，因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经典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被他们加以论证。 尽管默多克与戈尔丁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阵营，但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观点和方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过分夸大了文化形式的自律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物质生产与生产在各种包含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文化产业持着和阿尔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池者类似的想法：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保证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大众媒体完全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达工具和发泄渠道，成为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洗脑”的工具。他们将大众媒体产品和大众媒体所有权、控制权的关系，大众媒体与阶级权力的关系当作经过协调的间接的关系。他们指出机构确实在使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同那一秩序的关系却是复杂和多变的。 在发表于1973年的《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体》一文中默多克即提出要认识和理解散这一新的消费制度----包括形象和符号体系，“我们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人们可以随意控制和掌握的象征体系，我们还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物质的工业体系。一时我们把文化工业看成实实在在的工业，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文化形式主义多样性的日益削弱。在受众和消费者展示创造性的同时， 我们看到的是媒体所有权的晶趋垄断、文化生产的日益商业化，以及公共领域的逐渐削弱。” “我们在认识到期大众和消费者富有创造力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的创造力所受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文化工业提供素材的前提下显示和表达自己的创造力。这样，关键的总是就成了谁来规定象征领域的议事日程？在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下开展这引起议事日程？回答诸如此类总是我们就不得不将看作是一个工业休系，受到某些特殊形式的权力的制约。” 如果我们想认识和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生活和进行这样那亲的文化消费，我们应该从一些赤裸裸的物质事实出发，例如他们拥有多少财产和金钱，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有多少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家里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工，等等。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看成决定文化消费的物质因素，在此之后，我们才需要引入其他种种因素。实际上，经济地位和物质状况只能人们的消费规定一个边界线，而不能界线以内具体如何从事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丁与默多克开始从事的一系列关于媒体效果的研究。这组研究受到了另一位政治经济学者克兰的批评。克兰认为他们两人从原有的立场向后退缩。 戈尔丁的研究着重在于英国小报对津贴领取者的态度 。戈尔丁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英国媒体发现，在一个福利国家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贫实问题，而媒体在报导这些时，从对贫穷问题的报导转向了穷人犯罪问题的报导。这种被戈尔丁称为scrougerphobia在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时开始消退。 1991年， 戈尔丁与默多克在<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一文中，还曾引用奥本海默的资料以分析 阶级分化对传播的影响。他们证实，英国的收入差距在加大，收入最高的男性从业者收长增长幅度比最低的高出42%。戈尔丁还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收入与是否拥有电话、电视、家用电脑等现代传播硬件息息相关，而收入是界定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年来，默多克与戈尔丁十分关注数字技术对传播业的影响，并就数字鸿沟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探。传播政治经济学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学科。它强调政治及经济力量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起源背景 1 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全球媒介的深层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不可阻止的潮流。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便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 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这种大众消费经济的强烈刺激下,媒介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的口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有着广阔的市场场景，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位置。3 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于是,国家制度与传播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开始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心的问题。4 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引发了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议题进行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模式当中做更具体的阐述)三 学术代表人物(加拿大)达拉斯 斯密塞:受众商品论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斯密塞以“受众商品论”著名于传播学界。(美国)赫伯特席勒: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他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世界上反响甚大，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英国)格雷厄姆。默多克与戈尔丁: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也暗示着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研究的两大逻辑：政治的与经济的。政治逻辑即权力逻辑,就是让经济决策的权力逐渐落入少数集团和个人的手中。而经济逻辑即生产的逻辑，它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经济活动。依照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思路，莫斯可就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 商品化: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商品化就是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那么,在传播领域当中,商品化也就是指媒介通过提供文化产品获得广告从而得到利润的过程。比如说新闻咨讯，影视剧，电视记录片，娱乐节目,这些产品首先是具有一种使用价值吧,受众可以从中获得信息，收获知识，满足感官刺激等等,但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这并不是媒介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受众收看或者阅读这些产品来获得广告寻求利润。这就是传播的商品化过程,而针对这个过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商品形式。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家报社,它的传播内容就是这样商品化的:报纸记者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而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若干个记者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也就是一份报纸,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媒体内容就成功的实现了商品化的过程。但这还只是媒体内容商品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媒体运用广告来完成整个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过程这是著名的传播学者加汉姆和斯密塞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他们认为在研究媒体内容商品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产品的意义,因为强调产品的意义就是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媒介产品本身生产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产品嘛,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充分的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所以必须看到媒体内容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广告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斯密塞又提出了受众商品的概念。受众的商品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斯密塞提出来的“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免费午餐”,而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而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比如说电视台,它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收看广告，我们看广告是要付出时间的吧，而电视台正是将受众的这种时间或者称劳动卖给了广告商来获得价值，所以按照斯密塞的这个观点，受众实际上就是媒介的劳工，受众将自己的时间交给了媒介公司，媒介公司将免费的节目作为受众的报酬，同时受众又为媒介公司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控制论的商品化：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虽然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在现在的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而且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媒介生产的商品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米汉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劳动商品化,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者利用这个观点发现了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第二,就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也就是说传播领域正在朝着空间化的趋势发展,那么什么是空间化呢？空间化: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相信大家都知道默多克新闻集团吧,今年的4月9日,他实现了其长达20年之久的卫星电视网覆盖全球的梦想。标志事件就是美国休斯电子公司同意以66亿美元的股票及现金价格将其麾下的直接电视公司出售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最开始鲁伯特默多克只是澳大利亚一份发行不到10万份的报业公司的老板，现在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集团资产市值超过310亿美元，那么,他是怎样由一家报业公司扩张成为一家综合性传媒公司的呢?实际上它的发展过程就是空间化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1985年收购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这就是空间化的一种形式,我们把它叫做横向集中,就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就象当年的默多克作为一家报业公司收购电影公司那样,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象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一样。而除了横向集中,还有纵向集中 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打个最本土化的比方，例如湖南电视台最初作为一家电视台发展到今天的湖南广电集团，就是旗下合并了多家媒体和相关产业的公司，总资产达30几个亿。这种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的空间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了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跨国经营企业与全球化是另一种新型的空间化的趋势,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和垄断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流通,他们通过赢得技术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发达的信息社会,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还有象西方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权威的新闻机构,象BBC这些电视台,还有各大通讯社,很多关于世界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国际新闻,很多也都是购买的他们的新闻资源,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在信息和传播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意味着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呼声。结构化:强调社会能动力量和社会变革结构化应该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难理解的内容,莫斯可是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和霸权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结构化的。他强调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变革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 首先,从阶级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揭示的是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阶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由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社会地位,比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强大力量改变传播活动。比如他们可以改变传播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还讨论了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他们指出,传播资源在不同的阶级其享用权是不一样的。如网络传播就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参与,而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这一方面获得的资源就较少,于是形成差距,一种传播等级的差异。而就性别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被忽视的结构转变,这个在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的诞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女性往往被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等等一些因素的作用,人们发现女性其实也是传播领域当中一个需要重视的群体,所以女性频道的开辟便是对原有的女性不被关注的一种旧结构旧传统的颠覆。另外性别对于结构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和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另外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也造成了享有权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享有传播资源的不平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传播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要了解结构化过程,还必须关注到社会运动这个因素,因为有些社会运动正推动着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发生着社会变革,从而影响到传播活动。如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等,而有些社会运动则围绕着媒介生产与媒介政策本身进行,他们也影响着传播活动。例如,录象带的盗版,电脑黑客,他们就是向传播工具控制权的集中化发起的挑战,还有围绕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就是直接针对传媒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所做出的国际性的努力。这些都表明社会运动正在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最后再来看霸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霸权不是一种强制意义上的霸权,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当中,比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喝牛奶可以补钙等等,这就是一种霸权,霸权（包括话语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深刻的影响着传播活动的内容同时又通过传播在社会中制造霸权,但霸权不是不可攻克的,就象我们刚说的喝牛奶可以补钙这个已经被大部分人们认可的观念现在不是也正在被我们的林博士所否定吗?而且正在通过传播媒介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人。建立新的霸权可以把"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主流",从而实现一种传播领域的新秩序和新结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其实是对旧结构的颠覆和一种新结构的建立,实现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合理分配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