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财政相关的论文题目

这两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并阅读和论文相关的资料，完成我的论文开题报告。我的论文题目为“政府总预算会计报表体系的构建问题探讨”。围绕这一主题，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期刊、杂志、网络等资源，尽力搜集相关资料并做初步筛选。对于筛选后所选取的资料将进行反复阅读并理解，遇到复杂难懂或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与导师联系，取得帮助，以此丰富自己在政府总预算会计报表体系方面的知识。在阅读了大量资料后，我了解到政府财务报告是报告主体对一定会计期间财务活动及至整个主体各项轰动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和报告，用于反映和评价政府主体的绩效水平和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信息使用者可以据此做出相关决策。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财务报表体系，政府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通过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之上的预算会计报告来实现的。然而，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现行预算会计报告模式的弊端已日渐显露，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财政形势的需要，如何改革预算会计模式，在我国构建政府财务报表体系，是目前财政改革中的紧迫问题。因此，探讨政府总预算会计报表体系的构建问题有着深远意义，也是政府会计发展长存的必然要求。通过这两周时间的大量阅读和不断学习，我已经对论文书写的逻辑顺序有了自己的看法，从论文题目入手，拟定了我的开题报告，并通过了导师的指导，审核。待拟定了开题报告之后，我发现自身所具备的知识虽然较之前有明显的增(文章转载自 雨轩范文网 请保留此标记）加，但如想更好的完成毕业论文，仍然需要加大学习力度，并且积累一些和论文相关的实践经验。因此，下两周一方面我将继续研读相关资料，丰富知识面，另一方面，我也会充分利用自己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实习机会，为自己的论文研究打下实践性基础。

8年来，我国的改革是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基本上走的是一个搞活农村、搞活企业、搞好流通、对外开放，进而搞活整个经济的路子。改革逐步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基础发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初步调动了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完全正确的。至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主要是旧体制的弊病造成的，跟改革没有直接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没有别的选择。 目前，我国改革新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首先，8年改革使国家增强了实力，人民得到了实惠。其次，不仅我国在搞改革，不少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改革，改革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我们党正总结8年改革的经验，将在十三大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的改革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某些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因国内外因素，改革被迫停顿、倒退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发生。基本估计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并不慢，而是相当快。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我们的改革起步晚二十几年，但一 动，势头就十分迅猛。短短8年时间，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就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前，进一步加快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也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充分考虑财政经济状况、群众心理、干部素质等各方面的约束条件，不能急于求成。 当前改苹正进入新旧两种体制交替和转换时期，各方面的矛盾和摩擦比较多。主要的困难有四个：一是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这涉及每个人的利益；二是企业机制改革，涉及到企业利益；三是机构改革，涉及每个干部的利益；四是投资改革，这涉及中央各部以及各个地方的切身利益。这四方面中，风险最大的是价格改革。既要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这就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的消化能力和群众心理的承受能力，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改革。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价格改革的确定有一定的风险，当然只要处理得当，也能够化险为夷。 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沿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条主线，把改革向深层推进，在理顺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等基本经济关系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把新体制的框架树立起来。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