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论文自创

王力在音韵学方面用力最勤。早年在法国专攻实验语音学，著有《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他的《中国音韵学》（1936,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用现代语音学理论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叙述了传统的今音学（《广韵》音系）、古音学和等韵学的基本内容。此外,王力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音韵的论文,例如《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汉越语研究》(1948)、《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1963)、《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964)、《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古无去声例证》(1980)、《〈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等以及《 汉语音韵 》(1962)、《楚辞韵读》(1980)、《诗经韵读》(1980)和《汉语语音史》 (1985)等专著。 王力在上古音方面的贡献有三：①脂、微分部。王力受到前人的启发，利用先秦韵字和谐声材料从与真、质（至）相对的脂部中分出与文、物（队）相对的微部，这个结论已为一般学者所承认。②在古韵部的构拟上，主张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阴声韵部都是开音节。对高本汉的学说（每个韵部有两个以上的主元音、阴声韵部大都收浊塞音尾 -□、-d 、-b、-r之类）作了修正。③认为上古声调分平入两大类，它们又各分长短二类，即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后来演变为平、上、去、入四声。这就肯定了上古声调中除音高外音长也起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主张可以解释上古许多阴声字（即长入，中古多变读为去声）和入声字（即短入）相押的事实，同时也与汉藏语系许多语言具有的元音分长短的普遍特征相类似。这个说法受到研究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者的重视。　　王力自40年代开始从事汉语词汇的研究，先后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1941)、《新字义的产生》(1942)、《理想的字典》(1945)、《词义的发展和变化》(1983)等文,着重探讨汉语词义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新训诂学》(1947)和《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两篇论文对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做了认真的总结与批判。他还主张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建立新的汉语语义学，他的《同源字典》(1982)是在词汇学方面贯彻自己主张的代表著作。　　王力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所作的描写的和历史的研究，集中在《汉语史稿》（上、中、下，1957～1958）一书中。70年代末开始修订重写，分为《汉语语音史》(1985)、《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书。他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对中国2000年来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初步的总结。《清代古音学》一书则着重介绍、评论了自顾炎武以来清代的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朱骏声、江有诰和近代的章炳麟、黄侃等人在古音学上的成就。他主　　编的《古代汉语》 教材（1962～1964，共4册，1980年修订）体系新颖、内容丰富，在国内外都获得好评。　　王力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他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早在30年代他就提倡文字改革，主张用罗马字拼音。1940年出版的专著《汉字改革》，分析了现行汉字的优缺点及改革的可能性，提出了改革方案。1949年后参加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普通话以及汉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王力又是诗律学家。他的《汉语诗律学》(1958)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1962年发表的《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和《略论语言形式美》两篇论文，则是他研究诗歌语言的另一重要成果，曾引起当时诗歌界的普遍重视。王力又是诗人，著有《龙虫并雕斋诗集》(1984)。　　王力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 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这些论著正汇编为《王力文集》，20卷，1985年已出版前 3卷。王力捐献这部书的稿费，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自1986年开始评选、颁发。

通过研究日语的促音，来伸展到浊音，音读训读，再往大了研究下语言的构成。其实你选这个论文论点真的挺低的···

音转的“四有”模式　　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　　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　　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　　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　　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　　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　　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　　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　　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　　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　　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　　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　　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　　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　　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　　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　　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　　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