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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55年，著名作曲家、音乐编辑家，广东省人。《音乐生活》杂志社总编辑、编审。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音乐学会副会长，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关心下一代高级专家组副主任。主要代表作品有：《我们美丽的祖国》、《祖国最亲、妈妈最好》、《中国娃娃》、《滚雪球》、《淘气的风》、《啊！清泉》、《谢谢妈妈》、《采一束鲜花》、《阳光下的孩子》、《母亲女神》、《长不大的世界》、《小鸟的故事》、《心灵绿地》、《丑娃娃》、《红蜻蜓、蓝蜻蜓》、《哪吒闹海》、《美丽的翠鸟》、《齐天大圣》、《牧羊童》、《雪山老阿妈》等。《我们美丽的祖国》被评选为20世纪少儿歌曲经典、誉为“当代各族儿童最喜爱的歌”，《齐天大圣》被评为新世纪我最喜爱的十首儿童歌曲之一。1990年文化部少儿司等五单位联合举办了“晓丹少儿声乐专场音乐会”及其作品研讨会。同年，在“亚洲儿童音乐节”上，其作品《丑娃娃》被评为亚洲优秀作品，《哪吒闹海》、《快乐阳光》被评为辽宁第一、二届音乐金钟奖。

1989年在国家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上，荣获“中国流行歌曲十大歌唱国手”称号，也是东三省在此次比赛中唯一获得的最高荣誉。1989年在中国音协主办的“全国十五省、市青年歌手大赛”上，获得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三名。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花城杯”全国音乐电视大赛中，演唱的原创歌曲《老百姓》获铜奖。1988年在全国第三届“五洲杯”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获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并被聘为中央电视台特邀演员。1998年在全国第五届“九十年代之歌”征歌活动中，演唱的原创歌曲《老百姓》获首唱奖。1987年获“辽宁省首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二名。1990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获专业组通俗唱法沈阳赛区第一名。1994年撰写的论文《科学的发声方法对于通俗唱法的必要性》获辽宁省优秀音乐论文评比赛一等奖。2000年获省文化厅颁发的第四届“沈阳音乐周”优秀演唱奖。1990年以来当选沈阳市第五、六、七届文代会代表。1998年入选了沈阳市“百千万人才工程”。1998年被沈阳市委授予“沈阳市光彩事业先进个人”的称号。2000年被沈阳市音协评为沈阳市十大优秀音乐家。2000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沈阳市百位文艺名家”。1996年、1997年被民盟沈阳市委授予“先进盟员”称号。1998年—2000年被民盟辽宁省委授予辽宁“十佳女盟员”称号。周皓在获得诸多荣誉的同时还被《中国电视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音乐生活》杂志以及《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黑龙江日报》、《辽宁日报》、《沈阳日报》、《青岛晚报》、《成都日报》、《长春日报》等二十多家报刊杂志予以专题报道，并登载评论文章50余篇。业绩被收录到《流光异彩》名人传记、辽宁画报社出版的《歌星、笑星、影星》、人物特写《人世沧桑》等书中，还应邀为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录制个人专题音乐片。中国唱片社、太平洋音像公司、天津银河音像社、山东齐鲁音像社、辽宁北国音像社等十多家音像社为她出版了《舞夜梦回》、《海界》、《九个太阳》等个人演唱专辑。

我先发前1/3,如果你满意，我再发后2/3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关黎; 张辉;《音乐生活》杂志社;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 音乐编辑; 主任教授;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70多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在所谓的“流行音乐”，就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大上海。当时由于有声电影取代了无声片，导致电影插曲的极大需求，从而刺激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出现了《西子姑娘》、《秋水伊人》、《香格里拉》等佳作，开启了现代流行歌曲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可谓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则是第二个高峰期。而在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的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始终缓慢前行，其间一度也有断层期。直到80年代初，在“港台风”的吹动下当代中国大陆真正的流行歌曲才迅速发展起来。对中国流行音乐极念的界定(一)流行音乐的极念“流行音乐”这一概念在我国使用得相当普遍，但长期以来有关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很长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方式，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过，一些专业的权威理论著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流行音乐(通俗音乐)则是这样解释的:“通俗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拨、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川这种解释显然是以严肃音乐和民间音乐作以参照和比较而确定的。虽然流行音乐的概念区分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流行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所以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它的概括方法也产生很大的差异也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哪一种看法或解释，对于“流行音乐”都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同，那就是它所具有的通俗性、大众性和广泛的传播性。实际上，同“严肃”、“高雅”、“古典”这些词一样，作为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流行音乐本不是科学、精确的称谓，而只是人们沿袭下来的一种特定说法。随着新的流行音乐形式的诞生，随着一代又一代不断出现的后来者的创作实践，流行音乐也将不断有新的成分加入而变得色彩纷呈。(二)中滋行t乐的粗念现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也区别于中国的新(专业)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是相对于近代出现的、受西方音乐影响的中国新音乐(专业音乐)而言的，具体是指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族器乐、民间歌曲和民族歌舞音乐。中国的新(专业)音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新民族专业音乐，即专业作曲家运用西方记谱法和技巧作曲，并吸收民间音乐中的精华进行创作、表演的一类音乐形式;另一类是西洋传统音乐，即完全按照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法、演唱法、演奏法进行创作和表演的一类音乐形式。而中国流行音乐则与这些音乐形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无论在演唱技法、题材内容，还是乐器手段上，中国流行音乐都与民族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以严肃音乐和民间音乐作为参照是确定中国流行音乐概念的方法。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流行音乐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只是通过它的“本体”来进行展现，而且还明确地反映在诸如商业化制作、发行、销售以及演艺经纪与管理等一系列商业化操作的行为之中，因而，现代中国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集艺术与产业于一身的文化商业已经无法单单以音乐这一单一概念来定义。实际上，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流行音乐真正在本体上的体现是完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的“都市文化”之中。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出现之时其自身就具有一些较为复杂的特点，例如东、西方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差异、中国传统与民间文化在融人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特殊社会因素等等，因此在现今的对中国流行音乐的概念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中国流行音乐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她的产生与发展比其他国家的流行音乐更多地带有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的特点。二、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演变(一)中流行奋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17—36)1、学堂乐歌—早期流行音乐的雏形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最早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以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从此而始，学堂乐歌成为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雏形。“学堂乐歌是指当年学校里的歌曲，在早期的学校里，把学生的音乐课也叫做‘乐歌’课。学堂乐歌首先由学生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学堂乐歌是通俗音乐的前身。”121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歌曲创作者，如萧友梅、黄自，尤其是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对学堂乐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初期的流行歌曲创作也是自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开始的。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2、中国流行音乐的其基人—黎锦晖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之后，黎锦晖又转人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风格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哮声哮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3、中国流行音乐在上海形成的社会原因中国流行音乐在20年代末的上海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其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异常地复杂和深刻。不过，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观察我们发现，中国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在上海形成并初具规模，应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都市市民文化生活的变化导致晚清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重新抬头，一些迎合时俗的歌舞也应时而生。在那个时代上海各种各样的歌舞娱乐场所，包括酒吧、咖啡馆、歌舞厅等即成为这些“时代小曲”的主要寄居地，而这些“时代小曲”的产生也有助于缓解当时的小市民内心的焦灼感和挫折感等心理，成为一些人转嫁精神苦闷的寓所;其次，“西方流行音乐潮流的影响与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和传播”。田渡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就为流行歌曲的萌芽和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由于话筒的使用，电声技术的进步、唱片的大量发行、电影事业的兴旺、收音机的逐渐普及等因素，使得流行音乐这种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的音乐形式在中国的上海开始广泛活跃起来。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