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文献十讲

《中国古代文房四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参加编写）《篆书诗词名句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蒋维崧临商周金文》、齐鲁书社1998（与蒋维崧先生合著）《篆刻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参加编写）《中国古代玺印大典》，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2（参加编写）《刘绍刚印存》，中华书局2004。《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贰），文物出版社2007（合著）《泉城雅集》，中华书局2007《出土文献研究》第九期（主编）2010年《篆书舜典》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出土文献研究》第十期（主编）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合著）2011上海中西书局《二十世纪书法名家——蒋维崧卷》（主编）2011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博物馆新获文献》（主编）2012年中华书局 《石墨、丹雘和墨》《文史》1992年 总第36期《十六国时期高昌郡书法简论》《书法丛刊》1992年第4期《儒家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及魏晋书法艺术的发展》，《中日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3年《湖北长阳所见陶玺——兼论古玺之用途、质地》《中国篆刻》1995年第1期《东周金文书法艺术简论》，《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仰之弥高——蒋维崧先生的篆刻艺术》《中国篆刻》1997年第4期《隶书发展概说》《书法报》1997年连载《“印宗秦汉”和“印外求印”》，载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辅助教材《采菊东篱下》、《早发白帝城诗中的几个字》、《展览的失误》、《幸毋见忘》、《一丝不苟》，《书法报》2002年连载。《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学者书法及其收藏》，《文物天地》2004第4期。《文房器具》，《文物天地》2004第10期。《汉律伪写玺印罪与西汉的政治斗争》，《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释郭店楚简中的“达”》，《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2005年《书法丛刊》第1期。《古玺补释三则》2005年《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忆峻斋师二三事》，2006年《书法报》8月。《民国篆刻流派与名家》，2007年《文物天地》第3期。《大漠里的胡杨林》，2007年《人民日报》4月，2007年《书法报》5月2日。《蒋峻斋先生与潘伯鹰先生二三事》《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合著）《出土文献研究》第8期2007年《<玄隐庐印录>中峻斋师治印辨正》《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8年《儒学与东汉魏晋书法艺术的发展》，《二十世纪书法艺术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书法导报》2008年10月1日）《楚简书法概论》，《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日照海曲历日简研究》（合著），《出土文献研究》第九期，中华书局2009年11月《蒋维崧先生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第七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碑帖技法讲座（四）——毛公鼎》，《书法》杂志2010年第4期《碑帖技法讲座（九）——石鼓文》，《书法》杂志2011年第11期，二文收入《碑帖的鉴定与考辩》，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修订稿）《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0世纪中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这里主要是广义上的考古发现。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

《自在独行》《撒哈拉的故事》《无声告白》等如果你是学生，可以看一些考证的书籍

（千古圣雄王阳明）这本书很不错，可以很好的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而且里面讲的也是王阳明妖孽的一生。出现在线下版的图书还没有出来。在线上看。就在公众号阳明悟行学工宫里面看到的，你可以去可以去搜一下。确实是很不错的一本书。

详细介绍　　东汉隐士严子陵　　初唐书家虞世南　　南宋名儒黄东发　　辛亥先烈马宗汉　　爱国侨商吴锦堂　　教育前驱杨贤江　　申江巨子虞洽卿　　一代画师陈之佛　　铁骨丹心林汉达　　园艺巨擘吴耕民　　丝绸专家陈时若　　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　　经济学家蒋学模　　袁 可 嘉　　张 芷 芬　　余 白 墅　　戚 文 彬　　沈 之 良　　叶 望 云　　徐 进　　童 玉 民　　宓 汝 成　　洪 荒　　韩 公 羽　　=============　　严子陵是慈溪现境最早载入史册的人物。他原姓庄，后人因避明帝讳改姓严。名遵，字子陵。今横河镇陈山人。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　　公元8年，王莽称帝，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王莽为笼络人心，曾广招天下才士。侯霸趁机出来做官了，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决心推翻王莽政权。严子陵当时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均不为所动，最后索性隐名换姓，避居僻乡，彻底摆脱了王莽的羁绊。　　公元25年，刘秀终于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几年后，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一连请了三次，并亲自致书云：“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了，才终于来到了洛阳。　　这时，侯霸已经当上了刘秀的丞相。原来他在王莽失势时，便及时转舵，向起义军靠拢，以后凭着有一定能力，一步步爬了上来。他深知刘秀十分器重严子陵，所以一听到严子陵来了，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携书问候。严子陵却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一味投机的行为十分鄙视，看了侯霸的信后，也不愿回信，只让来人带了两句话去，说是“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侯霸认为这是挖他的疮疤，心中十分不满，从此便想方设法要把严子陵撵出洛阳去。严子陵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也就不愿再在洛阳呆下去，每天只在宾馆里睡大觉，等待回家。甚至当光武帝刘秀亲自来看望他，他也闭着眼睛，不理不睬。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孤介，便抚着他说：“子陵呀子陵，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国家呢？”严子陵突然睁开眼来，盯着刘秀说：“唐、尧得天下，是因为德行远闻，才使隐者洗耳。你何必苦苦逼我呢！”刘秀见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得叹息着登车回宫去了。　　过几天，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谈得十分投机。晚上，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不料此事被侯霸知道了，他便在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没事！”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倾轧，官场的险恶，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没过几年，便老死在这里，享年80。　　严子陵的人品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南宋嘉定年间，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今均早已湮没，只剩下一块墓碑，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19年我读的两本书，《自卑与超越》以“自卑情结”为线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创立的个体心理学思想。书中不仅涉及到人为什么活着，心灵与肉体的关系，自卑感和优越感，家庭和学校对人的影响，而且还论及了早期记忆，梦，犯罪及爱情、婚姻等内容。他在书中着重论述了自卑感的形成，它对个人的影响，个人如何超越自卑感，如何将自卑感转变为对优越地位的追求以取得成就。本是一个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自由人，知书达理，以当木匠和演奏小提琴为生。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其乐融融。不料他轻信了两个白人的话，为了一份为期两周的给马戏团伴奏表演的机会来到华盛顿，在那里他遭人绑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奴隶。开始了长发12年的求存，追逐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