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结课论文2000字

（一）科研项目　独立承担6项，纵向主持1项，主研3项，横向主持2项 。主要有：1、独立，四川省教委“八五”社科项目“春秋左传义证”，1990年，已结题；2、独立，教育部古委会社科项目“汉魏六朝石刻校注”，2000年，已结题；3、独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魏六朝石刻词汇研究”，2001年，在研；4、独立，教育部古委会社科项目“唐代石刻校注”，2004年，在研；5、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儒藏整理与研究”，承担子项目“儒藏礼类，礼记之属”，2004年，在研；6、独立，重庆市重大社科研究项目“重庆碑刻整理与研究”，2005，在研；7、独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及语料库”，2006，在研；8、主研，国家教委“八五”课题“先秦汉语词汇研究”，1993年，已结题；9、主研，国家社科课题《金瓶梅语言研究》2001年，在研；10、主研，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先秦汉语实词语法化研究》，2001年研；11、主持，《明史今译》，横向课题，1999年开始，2001年完成，已出书；12、主持，《中华文化世家?巴蜀卷》，1998年开始，1999年完成；13、主持，《中华字库工程-石刻文字的搜集与整理》，资助金额高达1580万元，创重庆市社科资助之最，2012年开始，在研。 （二）主要论著　专书共出版专著13部，其中独立完成4部，主编3部。主要有：1、《左传词汇研究》，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独立；2、《训诂学新编》，巴蜀书社，2001年，独立；3、《语文辞书补正》，巴蜀书社，2002年，独立；4、《历代帝王将相诗选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主编；5、《中华文化世家?巴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主编；6、《古代汉语》，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副主编；7、《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7，独立。论文已发表论文90余篇。主要有：1、《诗毛传》的汉语词法观念，《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3；2、《辞源》训释术语商榷，《四川师院学报》1990年1；3、古汉语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完成时代，《语文月刊》1990年11、12；4、帛书《老子》和通行本的文字差异，《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2；5、《辞源》（修订本）献疑，《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2；6、“何施之为”的结构分析，《语文月刊》1993年8；7、《辞源》订误四则，《中国语文》1994年4；8、读《汉语大字典管见》，《中国语文》，1997年6；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释群书述评，《文献》，1999年1；10、《汉语大词典》书证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2000年1，《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0年5；11、《古文尚书撰异》的文献价值，《文献》，2000年2；12、“席彖”而非“谢篆辨，《中国史研究》2000年313、汉碑用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814、《史记》田完、赵衰、赵盾谥辨正，《文献》2001年315、论《左传》姓氏名号，《古籍研究》2001年216、释四川方言词“老革”，《方言》2001年317、纳西哥巴文性质再认识，《国际东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18、读汉魏六朝碑刻札记，《乐山师院学报》2002年619、《汉语大字典》多音字处理献疑，《语文研究》，2003年2；20、读汉魏六朝碑随笔，《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12；21、《汉语大词典》同形词处理辨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22、汉语文化词语释义问题，《辞书研究》，2004年3；23、汉魏六朝碑刻文献语言研究的思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1；24、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举证，《中国文字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25、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涪陵师院学报》，2006年2；26、汉魏六朝碑刻中的汉字形旁类化问题，《中国文字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27、汉字形旁类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6；28、四川简阳话程度副词“少”和“非”，《中国方言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29、字词考释两篇?从“息”、“媳”二字看形旁类化对词义的影响，《中国语文》，2006年4；30、《元睿墓志》释文校正，《考古》2006年5。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