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改革的论文选题

以新课程改革为代表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2001年启动以来，至今已十年有余，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如，课堂活跃了，教师的课程意识、教学方法意识逐渐增强了，学生能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也有明显提高了。然而，看见成绩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新课程改革十年来难以深入推进的现实。近期《中国青年报》就刊登了篇文章“教改为什么会农村包围城市”一文[1]，文中认为教改在农村地区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与之对应的是，大城市学校和名牌学校确存在缺位现象。随即就有学者指出“新课改农村包围城市是个伪命题”，“课程改革自2001年实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城市学校和名校推行不下去，在农村学校同样推进困难，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并不成立。”[2]为什么新课改十年来“举步维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推行的不理想呢？ ①新课程改革从启动到推行试图用较为激进改革方式来推进改革，实践上都表现出“急于求成”倾向，缺乏对教育现实基础、条件与背景深入了解，低估了改革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然而，尽管激进改革方式对于当前新课改诸多问题具有一种根源性关系，然而真正应该为问题产生承担主要责任的，与其说是激进改革方式，不如说是支配或是选择这种改革方式背后的某些带有根本性的主导改革的改革观念。进一步剖析新课程改革遭遇困境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指导课改实践的观念原则中存在着一种“突变论”倾向。虽然实践中少有改革者声称带有“突变论”倾向，但这种倾向常如幽灵般渗透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在改革理念选择和具体改革实践之中，最终影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展开。

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的农民走向

——加快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稳定和提高商品粮供给水平。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扶持制度，完善粮食生产补贴制度，增加补贴数量，扩大补贴范围。探索粮食生产投入品补贴的有效方式，控制种粮成本上升。健全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标准水平。——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改良，改善畜产品品质。积极转变养殖方式，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草原保护等工程。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提升水产品质量档次。——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支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值税高征低扣的政策。重点推进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设，形成一批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组织动员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建立健全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七大体系。——优先制定保障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等农业标准，推动强制性标准向技术法规的转化。大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从源头控制入手，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减少化肥、农药和农膜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起“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政府工作报告》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比取消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第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迫切需要。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还取消了种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按理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也都应该取消了，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乐观。千万不能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解决了。从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一些地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用水用电、修建道路、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领域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仍然存在；越权审批涉农收费项目或超范围、超标准收费，强行服务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一再发生；一些乡镇为了解决税费改革以后的财政收支缺口，出现了用行政办法大搞招商引资和以举债弥补经费缺口的现象。如果不及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下决心解决“食之者众”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势必是“税取消了、费又来了”，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就会失信于民。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之所以都没能跳出周而复始的“黄宗羲定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税制改革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只有下决心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减负成果。　　第二，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年增加了对基层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安排支出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尽管如此，由于转移支付的标准和额度留有缺口，而且没有考虑到近年来乡镇经费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在不少地方取消农业税势必给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会带来两种严重后果：要么是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要么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减轻基层财政支出压力，做到减人减事减支；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使乡镇财政收入能够随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必须明确，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既是为了巩固减负成果，也是为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不能以减少对“三农”的服务为代价。乡镇机构该履行的职能、该提供的服务，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逐步加强。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工作基础。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方针，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已经有条件推进以前多年想改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改革。农民盼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各级政府支持农村综合改革，社会各界关心农村综合改革，共同构成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地方进行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探索了一些路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的做法和经验，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精简人员和机构，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常开展。二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更多地承担经费保障责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试点。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