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论文2000字的意思

《宋诗史》，53万字，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唐诗史》（上、下卷），95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唐诗体派论》，50万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杜甫论的新构想》（日文版），50万字，日本研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31万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古史诗针注析》，12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杜甫律诗揽胜》，18万字，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杜诗学通论》，35万字，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唐诗精品集》，77万字，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民族心灵的绝唱》，20万字，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22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理学文艺史纲》，104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理学与中国近古诗潮》，25万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出版。《元稹与崔莺莺合传》，16万字，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中国古代山水诗》，25万字，天地出版社即将出版。 《论〈瀛奎律髓〉与江西诗派》，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载香港《抖擞》第51期，1982年9月出版。《论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沈德潜“温柔敦厚”说辨》，载《文史哲》1985年第1期。《杜甫以文为诗论》，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论戴名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2期。《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载《文献》1986年第2期。《〈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桐城派杜诗学概略》，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杜诗学大势鸟瞰》，载《光明日报》1986年8月12日“文学遗产”第712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与构想》，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纪念创刊30周年专号”。《戴名世与桐城诗派》，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古典诗论总结期的透视与概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论整体美思想初探》，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明清杜诗学概观》，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江西诗派杜诗学发微》，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黄庭坚诗影响成因论》，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宋学中的杜诗论》(日文，加滕国安译)，载日本《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4卷第1号，1991年9月出版。《江西诗派杜诗论(上)》(日文，加滕国安译)，载日本《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5卷第2号，1993年2月出版。《江西诗派杜诗论(下)》(日文，加滕国安译)，载日本《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6卷第1号，1993年10月出版。《唐前期宫廷诗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载《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从欧阳修诗看宋诗的兴盛及其特征的形成》，载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3月出版。《唐诗体派论》，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中国古代哲理诗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态》，载《学术月刊》1995年1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宋诗特征论》，载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辑，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9月出版。《论唐末社会心理与诗风走向》，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特征及发展轨迹》，载《晋阳学刊》1998年第1期。《文化与心理坐标上的王维诗》(上)，载《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文化与心理坐标上的王维诗》(下)，载《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宋明理学的性质及其演变》，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理学弛张与文学盛衰》，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理学演化与宋金元文学思潮变迁》，载《求索》1999年第6期。《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论理学与宋代诗学中的情理关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论理学与宋代词学观念》，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王学分化与明代文学思潮》，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对中国文化本质的探寻》，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8日。《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论理学与宋代古文的兴盛》，载《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载《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论宋明理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必然性》，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论理学极盛与宋诗中兴的关联》，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文学史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反思》，载《社会科学》(上海)2000年第11期。《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载《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6期。《论陈子昂人生心态与诗风演变》，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载《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载《中州学刊》2002年第2期。《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载《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从理学孕生过程看宋调的确立》，载《文史哲》2002年第5期。《论孟浩然的文化性格与诗艺结构》，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论唐诗发展与赋体的内在关联》，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理学宋诗同构论》，载《儒家文化》（新加坡）第2期（2003年1月）。《崔莺莺家世及行踪辨正》，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25日《文学遗产》专版。《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性质、特征与意义》，载《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载《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论陈子昂的风雅观》，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2日《文学遗产》专版。《论宋诗兴盛与理学文化思潮》，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国学”的定位与文化选择的“度”》，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论宋诗的宗派意识》，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也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观》，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唐圭璋〈梦桐词〉品读》，载《词学》第2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经典阅读与人文精神重建》，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中国古代身体观念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意义》，载《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曲千古绝唱，“蒹葭”、“白露”、“伊人”、“水一方”有四个意象组成，前两个意象起兴、简单铺陈，后两个意象简单罗列，经过读者发挥想象力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丰厚的意味，朦胧的意境，呼之欲出，其再创造中的无穷意味，纯洁的爱慕之情，未经重章叠唱就已经让人销魂不已了。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被追寻的“伊人”是什么 身份？为什么他那么难以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连他们是 男是女也无从确认。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无，一会儿在河的上游，一会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中央，一忽儿在水边草地，飘忽不定，来去渺茫，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有实体存在。无疑，由于追寻者、特别是被追寻者的虚化，使整个追寻人物、追寻事件、追寻内容都变得虚幻愿陇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事实的虚化、膜犹，诗的意境才显得那么空灵而富有象征意味。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并非目之所存的现实人事，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件真事的回忆，而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成的一种典型化的心理情境。这种心理情境的最大特点，是不粘不滞、空灵多蕴。“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就是这种空灵的心理情境的艺术显现。在这里，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的虚化，那看来是真景物的河水、道路险阻，乃至逆流、顺流的追寻路线，以及伊人所在的“水中央”等诸种地点，也都成了虚拟的象征性意象。对它们均不可作何时何地、河山何水的深究，否则，伊人既在河的上游又在河的下游就自相矛盾，连两个人何以都不渡过河去也成了问题。《蒹葭》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象，创造出似花非花、空灵蕴藉的心理情境，才使诗的意境呈现为整体性象征。在水一方”，可望难即是人生常有的境遇，“溯徊从之，道阻且长”的困境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幻境，也是人生常有的境遇；人们可能经常受到从追求的兴奋。到受阻的烦恼、再到失落的惆怅这一完整情感流的洗礼，更可能常常受到逆流奋战多痛苦或顺流而下空欢喜的情感冲击；我们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爱情的境遇和唤起爱情的体验，也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理想、事业、前途诸多方面的境遇和唤起诸多方面的人生体验。意境的整体象征，使这首诗真正具有了难以穷尽的人生哲理意味。王国维曾将这首诗与曼殊的《蝶恋花》中的“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它二“最得风人情致”，这显然是着眼于它的意境的人生象征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