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报刊编辑部主任

1932年阎锡山成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常芝青在太原创办《中报》（后改为《新中报》），他担任副刊主编、新闻编辑，乘便宣传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后因刊登阎锡山政府官员大贪污案消息，被革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山西1934年他毅然投入革命队伍，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到1939年，常芝青受党的委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地方政权工作。1934年春，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讨蒋救国会，担任党团书记，同时参加了杜任之（中共党员，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主持的文艺通讯社，主编《文艺舞台》月刊，并组织文艺团体，创办刊物，置身于太原的新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晋绥日报》，他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并兼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他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唯一历史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全过程的报社领导人，《晋绥日报》办得很有特色，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报中出类拔萃。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同年9月以后的3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报社的工作和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赞扬芝青同志“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1949年5月1日《晋绥日报》终刊，同年10月底，常芝青随刘邓大军到重庆办报，12月10日，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常芝青任社长。从农村到城市，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1954年，大区撤销，8月《新华日报》终刊。常芝青调北京，就任时代出版社社长。两个月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首任《光明日报》中共党组书记，他团结和起用一批老报人，大胆实行报纸改革，在全国率先由直排全部改横排，重视报纸专刊，把《光明日报》办得大有起色。1957年反右派之前，调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党组书记，后兼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并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在长达9年的复杂多变形势下，把《大公报》办成具有明显特色的全国财经报纸。1966年“文革”初期，《大公报》被迫停刊，改出《前进报》，常芝青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报社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任《前进报》社长和总编辑。在“文革”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初，受国务院财贸小组委托，常芝青创办并主持了《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是《经济日报》的前身）的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品经济的宣传和讨论，积极鼓励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病弱之躯，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操劳。 常芝青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常芝青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小学语文教材中《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课文，以生动、形象、传神的笔法，活脱脱塑造出慈祥、幽默而又分外认真的鲁迅形象。这篇颇为儿童喜爱的课文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的心目中，刻下了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课文作者是鲁迅的侄女周晔，课文是教材编者根据周晔《伯父鲁迅的二三事》一文改写的。生于1926年1月的周晔，是周建人、王蕴如夫妇的大女儿，鲁迅逝世时，她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在她跟中，鲁迅不过是给她买玩具、送糖果、请吃好饭菜、逗她玩、哄她乖的慈善和蔼的大爹而已(周晔姐妹在称呼上把鲁迅叫“大爹”)。当渐渐懂得伯父的伟大和崇高时，鲁迅，便成为激励她终生的精神力量。检视侄女与伯父之间的些许小事，回顾周晔的人生轨迹，也许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回眸时看小淤菟”的深切情怀。生活上的慈爱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周晔在上海出生时，鲁迅尚在广州，据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小雨，往三弟寓”。这当是鲁迅见周晔的第一面。鲁迅一向重视儿童，他在自己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中多次围绕中国儿童的教育和命运，发出呼吁、抒写情志、鸣叫不平；在生活中对朋友的孩子、战友的孩子、兄弟失和前对周作人的几个孩子，遍施一种仁爱的关怀和帮助，这在鲁迅的日记、别人的回忆文字中多有记述。而此时到上海对于侄女周晔，自然也是倍加抚爱和关心。 在周晔尚为婴孩时，作为伯父，鲁迅常常给孩子买玩具和可口的食品以赠。所赠食品，多是些糖果饼干之类，至于玩具，鲁迅特别注意照顾到孩子的成长过程。鲁迅深知，玩具、游戏都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1927年11月18日，鲁迅专门买“布人形”(即布娃娃)送给周哗，这是他定居上海后送给侄女的第一件玩具。1928年4月11日，又买了一件脚踏车送给周晔。从这两件相赠的玩具中能看出鲁迅的特别用心；布娃娃侧重照顾到孩子的性别，脚踏车侧重于她的年龄与成长(周晔此时已是虚岁3岁)。更见特别的是，1930年9月27日，周晔由母亲领着到大伯家玩，也许鲁迅一时拿不出合适的东西给孩子，竟专门上街一趟，除买回“糯米珠”食品外，又买回玩具“小喷壶”相送。过了三个月，即1930年12月23日，在周晔生日临近的时候，为了表达大伯的祝贺，特地添买了4种玩具赠给周晔和周瑾姊妹。鲁迅最后一次买玩具相赠周晔，是在1933年12月2日，《鲁迅日记》载：“晚蕴如偕女客三人，孩子五人来，留之夜饭，并买玩具、糖果赠孩子”。这孩子五人当中，自然包括周晔在内。在《鲁迅日记》关于周晔68次记载中，鲁迅买玩具相赠周晔，共有十来件，且常常是玩具与食品并有。 周晔在《伯父鲁迅先生的二三事》中说：鲁迅在世时，父母经常带着她们姐妹“轮流着到伯父家里去，这一天总是星期六下午，作周末的团聚，已经成为惯例了，我们姐妹各人每隔二星期去一次。”看来周晔姐妹都喜欢到大伯家团聚。为什么父母不每次把几个孩子都带上?这大约出于不致过分打扰鲁迅的考虑。周晔之后，1927年妹妹周瑾出生，1932年妹妹周蕖出生。加之1929年鲁迅又添了儿子周海婴，若四个孩子在一起，吵杂嘻闹所造成的干扰可想而知，何况幼年的周海婴特别顽皮。但在鲁迅而言，玩是孩子的天性，倒是非常喜欢与他孩子们在一起。也许，正因周晔姐妹不能每周见大伯，她们每次的到来，鲁迅都非常欢迎，常常要做一顿好一点的饭菜招待一番，有时干脆到街上的餐馆去吃一顿。据《鲁迅日记》载，周晔与大伯父在一起吃饭共10多次，地点主要在东亚食堂、中有天餐馆、中西食堂和鲁迅家中。 在食堂、餐馆吃饭，多是因大人有事，鲁迅设宴，顺便带上周晔去的，如1929年1月18日鲁迅在“中有天”闽菜馆为陈学昭赴法饯行；同年4月27日王老太太(王蕴如母亲)来沪，鲁迅作东在“中有天”餐馆夜饭；又如1930年7月19日许羡苏来沪，鲁迅在“中西食堂”请客，等等。至于在鲁迅家里多次吃饭，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晔随父母到大伯家里后随便吃饭，二是鲁迅、广平夫妇去专门做点好吃的，把他们请过来一同享用，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回： 一、1932年9月29日，鲁迅为补祝海婴三岁生日，特地把王蕴如和周晔请过来吃饭。周海婴是1929年9月27日出生的，一至三岁时，每逢生日，鲁迅都要纪念一下。在海婴三周岁生日时，鲁迅夫妇忙于为孩子治病，也就顾不上给他过生日了。但作为父爱意识很强的鲁迅，特地在9月29日这一天为孩子补过生日。这一天，在一起吃饭的孩子有6岁的周晔、5岁的周瑾和3岁的海婴。临别时，鲁迅还特地赠给周晔和妹妹4件玩具并有水果、饼干等食品。 二、1933年5月27日，《鲁迅日记》载：“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这里的“阿玉”即周晔。之所以在这一天请弟弟一家来夜饭，鲁迅倒有自己的用意。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碱。当时，鲁迅的心情是非常悲愤的，处于愤怒、悲痛之中而情绪高度紧张之中的鲁迅，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喘一口气，也许含有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作一次团聚的用意，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鲁迅对周晔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一举一动体现出一种无言的怜爱。1931年12月7日周晔有病，他陪着弟弟到福民医院。1932年1月，周晔扁桃体发炎严重，又是鲁迅陪着周建人于13日这天到医院割扁桃腺，所需医药费，大伯鲁迅不言不语悄悄地代付了。周晔一天天长大，所喜好的当然不再是布娃之类幼婴的玩具。1934年2月2日，春节将近的日子，也许是因小学生们在课余学练跳绳这种传统的体育技能的缘由吧，鲁迅特地买回“跳绳”赠给周晔， 1935年12月27日，周晔十岁生日(虚岁)到了，站在鲁迅面前的侄女不再是少不更事的幼女，而是一个出落得漂漂亮亮懂事明理的小学生，他特地“赠以衣料及饼干”，郑重其事地表示祝贺和纪念。学习上的帮助和教育 紧张的工作之余看看电影，是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每遇到儿童影片，鲁迅都喜欢陪孩子去看，使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鲁迅在《“连环画”辩护》一文说；“用活动电影来教育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可见鲁迅对电影教育性的看重。1933年12月23日，鲁迅特地邀清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和女儿看电影《米老鼠》和《神猫艳遇》。大约这两部影片特别适合儿童，也许是一向在鲁迅面前无拘无束的周晔知道别人看电影独独漏掉自己而缠着大伯父不肯罢体的缘故，鲁迅专门送给她五圆钱：“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 1935年6月29日，又是与建人一家周末团聚的日子。从鲁迅来讲，这段日子实在不顺当，瞿秋白不幸遇难令他无限悲哀，自己的身体也不如以前，还得忙于瞿秋白遗稿的整理和编辑。因此，放松一下，喘一口气，给自己以暂时的休息是情理之中的。在日记这样写到：“下午邀蕴如及阿玉、阿菩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米老鼠影片几十种”。应当注意，这次看电影，周晔姐妹及母亲是鲁迅特地邀请来的。 学生上学就得交学费，可周晔的父母经济上并不宽裕，鲁迅深知弟弟的难处，就主动送给侄女学费。 1933年7月30日，鲁迅日记写道：“蕖官昨周岁，赠以衣裤二事，饼干一合，又赠阿玉、阿菩学费五十”。1934年2月2日，鲁迅日记写道：“赠三弟泉百，为阿玉等学费之用。” 1935年1月26日，鲁迅日记写道：“晚，蕴如及三弟携晔儿来，赠以诸儿学费泉百。”鲁迅当时的经济状况，虽然比弟弟的请况要好些，但并不十分的优裕。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但看到侄女的学费发生困难时，出手却是格外大方和主动。与鲁迅经常接触的几个孩子中，周晔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上学早，也懂事早，不知不觉，在小学阶段里就抱着长篇小说读起来。鲁迅对孩子的关心方式，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需要而定的。在这个时候，就慨然送给周晔两本文学作品——《表》和《勇敢的小约翰》。 《表》是苏联班台莱耶夫一部中篇童话集，鲁迅据德文转译。1935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鲁迅是抱着两个目的翻译它的，(1)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2）不想用什么难宇，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勇敢的小约翰》是一部长篇童话小说，内容主要描写小约翰在梦幻中寻求幸福和光明、知识和真理的遭遇。鲁迅翻译它，是因为自己爱看，因而也希望别人也看的缘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无论从内容、从文字风格，还是从周晔当时的接受能力看，鲁迅赠给侄女这两本书，都是及时的、恰当的。对周晔的成长而言，自然要比布娃娃、脚踏车大许多。周晔后来在文章中多次写到这两本书。在追忆与怀念中书写人生1936年10月19日，当鲁迅不幸病逝的时候，周晔知道，“将永远不能再见伯父的面，不能听到他的谈话的声音，不能再受到慈爱抚摸”。伯父从此“长眠在潮湿的泥土下，孤零零的，直到他的肌肉腐蚀、骨殖化为灰烬，与泥土和在一起……”。想到这些，泪水从腮边不住地掉下来。她目睹了吊唁和送葬的全部过程，无比悲痛的场面和成千上万的人为伯父来送葬，使年仅十岁的周晔始知伯父的伟大和崇高。不久，十岁的周晔挥笔写下一篇发自内心的悼文一一《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平民日报》上。在文章中，周晔记述了鲁迅对北新书局伙计费先生的无私帮助，并呼唤：“我们假如敬重他的话，那就继续他的工作，和遵守他的遗下的话！” 在周晔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忘记伯父的话，在对伯父的追忆和怀念中，走完自己平凡而坚实的人生历程。1940年秋，值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纪念的一天，周晔和父母、伯母许广平及海婴和两个妹妹来到万国公墓鲁迅墓前，默哀、献花，表达对伯父的怀念。黑暗的统治，在鲁迅去世头两年，她们连到坟上纪念一下都不可能。 1945年9月，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反对内战，渴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统区、解放区掀起对鲁迅逝世9周年的隆重纪念，借以教育和动员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者，为实现中国“光明的前途而奋斗”。这时，周晔面对举国上下对和平的祈盼和对内战的抗争，面对着伯父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圣人所蕴藉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教育和激励，挥笔写出了《伯父鲁迅先生的二三事》长文，发表在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创办的《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上。 在文章中，周晔记述了伯父赠书、伯父的鼻子、伯父与父亲救助人力车夫三件往事，以至为亲切的笔调再现出鲁迅作为一代文化伟人朴素、平易、仁爱的天性，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实资料，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一位对大伯父有着深厚眷恋的周晔本人对鲁迅精神的领悟与理解。文章中说道一一 的确，伯父严肃的容貌内包藏了一颗天下至仁至爱的心，他的心，他的血，他的情，是如此的热切，如此的真诚，可是，有爱必有憎，爱一分，同时也会产生恨一分，伯父因为十分爱人类，所以，也十分恨压迫人类摧残人类的人，他对于人类的爱，出于内心至情，所以才有勇气和力量，敢说敢怒，有战斗精神，不怕打击和中伤。他的文章为什么尖刻，这是由于他仁慈的心发出。物换星移，岁月不居，在周晔一天天长大的同时，伯父的音容笑貌却时刻伴随着她。她说：“当我闭上眼睛把头搁在两臂间休息时，伯父那严肃的表情，穿了补丁的衣服，出现在我眼前。唉！我最亲爱的伯父，你假使还活着，要是见了这样的大战，法西斯蒂用残酷的手段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你该怎样愤怒啊!”鲁迅当年赠她的两本书一一《表》和《勇敢的小约翰》成了她的心爱之物。书中的故事启发着她、激励着她、教育着她，同时，她慷慨地把书借给同学们阅读，虽然在“同学们屡次借去看”的辗转中这两本书“已很破旧”，但她仍精心保管着。 在周晔的生命历程当中，伯父鲁迅绐终是她精神上的一座灯塔，读伯父的书，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1946年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8年3月29日，她父母、姐妹及许广平伯母周海婴堂弟一行七人，到绍兴寻访鲁迅故居和遗址。这次行动，他们是悄悄进行的，当时浙江一带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为期三天的绍兴之行除了寻觅鲁迅故居及有关遗址外，他们还领略了绍兴的自然风貌、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使22岁的周晔第一次看到了伯父当年生活的场所景。194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了不少在蒋管区暴露了身份的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店员等青年去解放区，以保存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储备。周晔和丈夫张攸民也在其中。组织上安排周晔到新成立的苏北公学作教员。不久又调周晔到蚌埠的金融部门从事接管工作。4月份，她又参加南下干部大队过长江。1949年4月25日，上海解放。次日，周晔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军管会铁道部搞接管工作作。 1950年4月，周晔调到北京，在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任女工部部长杨之华的秘书。1958年，她又调到《工人日报》报社做编辑。1963年，调到杭州，在浙江省文联工作，任《东海》杂志编辑。1965年，调回上海，在上海妇联工作，任市妇联宣教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于1972年10月调回上海市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译室主任。这期间，她顶着文革中的错误思想，提出加强外国文艺及社会科学的介绍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着手展开。1978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成立，周晔任社长。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负责人的周晔，面前摆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业务方针，安排具体工作等等，但她在社中同仁的积极配合下，把每样工作都作得井井有条。应该说，这个今天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在介绍外国文艺思想方面颇多贡献的著名出版社的诞生和成绩，与周晔的当初努力是分不开的。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周晔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她由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成长为很有才干的党的干部；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出版工作者。虽然没有成为一名鲁迅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但在工作中，却默默地遵循着伯父鲁迅所代表的方向，甚至在性格上、生活中也秉承着伯父的某些遗风。她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有刚强、耿直的特点。对现实中不对的事，她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即使是直接上级，她也不回避。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她勤奋好学，工作之余总是一卷在握，孜孜研读。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不讲吃，不讲穿，很节俭，直到1980年出国访问时，才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岁月的流逝，反而一天天加深加重了她对伯父的怀念。解放初的几年里，周晔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撰写一些纪念文章，如1956年写的《鲁迅是怎样独立思考的》。但是，亲历“十年文革”，她目睹了大伯父鲁迅的形象所发生的扭曲和变形。那是一个多么可亲、可敬、可爱而刚直的形象啊，竟变得如此冷漠和不可接近，变得如此厉害和威严!?文革中鲁迅被人为地捧到了与人民相脱离的悬空状态，鲁迅的话成了帮派争斗的护身符和凶器，……周晔在这陌生的“大伯父”面前缄口无言。1981年，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全国上下掀起了盛况空前的鲁迅研究和纪念活动。在人民需要鲁迅、中国需要鲁迅、儿童需要鲁迅的时候，周晔拿起了笔，向读者一一主要是少年儿童，讲述和介绍自己记忆中和理解中的大伯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1981年，周晔就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13篇文章，存目如下： 《学习鲁迅，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写作》 《写作》1981年第2期 《在伯父鲁迅家作客》 《文化与生活》1981年笫3期 《鲁迅与车夫》 《槛湖》1981年第2期 《鲁迅给我做翻译》 收入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2月出版的《忆鲁迅二集》一书《鲁迅是怎样学习外文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学报》1981年第5期《鲁迅谈写作》 《语文学习》1981年笫9期《伯父的礼物》 《儿童文学》1981年第9期《鲁迅和童话》 《少年文艺》1981年第9期《回乡访故居》 《雨花》1981年第9期《最后一面》 《鲁迅研究文丛》第3期《鲁迅为什么定居上海》 《文汇月刊》1981年第9期《鲁迅“阅市”看到什么》 《文学报》1981年10月8日《鲁迅热爱党》 《儿童时代》1981年第18期《回忆我的伯父一一鲁迅先生》 《新少年报》467期 在周晔的一生中，伯父鲁迅—直象影子一样陪伴着她、呵护着她、哺育着她。随着鲁迅著作的相继出版，阅读鲁迅著作，成了她工作之余的主要兴趣之一，至今，在她的遗物中，多种版本的鲁迅选集、全集以及研究著作向人们证明着周晔生前的阅读和深思。把记忆中的大伯父，她理解中的大伯父告诉给千万个爱鲁迅的小读者，是周晔最大的心愿。当年，当她得知自己文章经改写后编入小学语文教材时，兴奋地对丈夫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正是1981年这一年，她应邀和丈夫一块回故乡绍兴，参加家乡人民兴办的纪念鲁迅活动，再一次瞻仰养育过伯父的山山水水，体味着故乡之地的风土人情。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里，全国政协出面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借调周晔，协助父亲周建人整理回忆录。父女俩在两年多的回忆与切磋中，向世人推出了一部20万字的《鲁迅故家的衰落》的宝贵书稿。随即，她又协助母亲王蕴如整理出《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的珍贵资料。 正当步入晚年的周晔在繁忙的公务中渐渐解脱出来而满心欢喜地准备再写一些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时，孰料肺癌向她袭来。确珍后，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观，而是泰然处之。此时此刻，她也许想到了几十年前伯父的葬仪和追悼会，也许想到了伯父在死亡面前的冷静和理智。1984年1月下旬的—天，她带着人生的答卷，与九泉之下的伯父相会。1997年8月——10月11日于大荔草成2007年1月再改本文撰写中主要参考资料： 1、《鲁迅全集》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许广平》，开明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3、《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周国伟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4、《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笫3、4卷)，中图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7月版： 5、《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上册、下册、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1986年3月版； 同时，得到了周晔亲属周海婴、张攸民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周晔 女，1926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周晔与鲁迅先生 鲁迅，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又久病不愈。作为长子，鲁迅为了给父亲治病，常常出入当铺和药店，饱受人们的冷眼。在乡下外婆家里，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孩子亲密相处，从中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他们勤劳、纯朴的性格。这些经历使他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一点在周晔写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中“救助车夫”这件事可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