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文献目录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用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字、考古、科技，等等，应有尽有；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经史子集也好，三教九流也罢，无所不包。而且，除了传统的中国学术之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遗留下来许多周边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有藏、回鹘、於阗、粟特、梵、西夏、叙利亚等语言所写的文献，内容则包括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世界各种宗教文明的遗。敦煌文书据《催募经款草丹》，系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由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无精密统计，一般估计在四五万件左右。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手段，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窃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等）盗劫,流失海外者甚多，其中绝大部分分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加上零散的流移，敦煌资料目前集中收藏在英、法、日、俄、中等国以及分散在德国、丹麦、瑞典、美国、印度、韩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及其补编；藏文卷子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