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文化史论文范文高中

陈四海 教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中国音乐史学会员、中国民族音乐学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艺术学院音乐系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西北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非特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音乐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续继教育学院等5所高校特聘音乐传媒专家、客座教授。曾任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国民族音乐概论、中国古代音乐传媒史、中国古代舞蹈史、论文写作、教学法的教学。一、学术研究方向西安地区是依黄河流域发展壮大为背景，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源头的结晶体。自汉唐以来其乐舞文化受西域音乐文化影响较深，然而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西安是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周秦汉唐十三朝国都的所在地，也是世界古文化的汇聚地。中华文化以博大精深融纳百川的胸怀、积淀造就了华夏文化的辉煌与灿烂。本人以地域文化为研究特色，拓展与其音乐相关的文化研究。主要从事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音乐图像学、汉语言文字的音乐学研究。其主要研究主旨是：以文学、历史文化为基础，以音乐、歌舞文化为主导，走综合、交叉、边缘学科的道路，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

纳西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净地，纳西酒歌等等，其中纳西净地最为有名风靡古城。【风俗习惯】丧葬自古通行火葬，清末后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土葬。纳西族男子的服装大体与汉族相同。丽江纳西族妇女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穿长裤，披羊皮披肩，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旁缀日、月，表示勤劳之意。宁蒗纳西族妇女着长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头，佩大银耳环。【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不能跷二郎腿;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进入纳西人家时不能主动进入老人,女人的卧室和女孩的"花楼 ",不能询问"阿夏"的情况【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节日】 海坡会 在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在湖的两岸，俯卧着一个雄奇的山峰――狮子峰。狮子峰是纳西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名叫“干木”。她绝美的容貌，致使各地的男神都为之倾倒。不过她和永宁纳西人一样，没有固定的丈夫，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偶居生活。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众山神都要到永宁与干木女神聚会娱乐，接受祝福。后来，纳西人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天，都要欢聚泸沽湖圈，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坡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一是为女神助威，二是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女神，祈示她保佑人们平安，五谷丰登，畜牧兴旺。男女青年也趁此良机，互结“阿注”。 三朵节三朵节是云南丽江一带纳西族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八举行。 相传，远古时代，纳西先祖三朵曾在这里降服了妖魔，从那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人们汇集到三朵庙里祭拜保护神三朵。祭品有整猪、全羊、鸡、鱼等。 节日期间，纳西族男女老少踏着游春赏花，小伙子骑上骏马，进行拨旗、拾银圆赛马活动，胜者，倍受姑娘们的青睐。晚饭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能歌善舞的纳西姑娘跳起欢快的“阿哩哩”。 棒棒会 纳西族的商贸节日也比较多。云南丽江县的纳西族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棒棒会”，以交流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据记载，这种集市活动自明朝起就有了。按照纳西族传统，正月十五是小年，小年之后开始春耕生产，棒棒会正好为准备农具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这里犁耙、锄头、镰刀、竹筐、背篓、扁担等等一应俱全。纳西族农民每年要更换一些带把柄的农具的木把，所以把这种农具交易会称为“棒棒会”。棒棒会上也有出售花卉、果木树苗、盆景、家具及家庭生活日用品的。 抢婚遗风在部分纳西族地区，仍存在着一种“抢婚”遗风。这也是一种古老婚俗的遗风，反映了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住在母家，男子就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居住的愿望。现代社会中的“抢婚”，仅是一种形式，并非真的强抢，而是男女双方的一种默契，为了以“生米已成熟饭”来搪塞对婚姻持有异义的女方父母。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纳西族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的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 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个氏族，“梅”与“禾”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 “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新中国成立后，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司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三个等级。 “司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三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不能任意杀戮。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三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是世袭制，由长子承袭。堪布和总管两职，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司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决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 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不是那么紧密，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 历史上由于纳西族存在多元的婚姻制度，因而也有不同的家庭形态，即纳西族同时并存着父系、母系、父系与母系并行3种家庭形态。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父亲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权力很大，对外以家长身份拜官、迎宾、处理诉讼、买卖田地、借放债款、出席家族及村的会议；对内负责管理全家的生产和生活，对婚姻、丧葬、修建房屋等大事都有决定权。母亲只有当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才代行父亲的部分权力。丽江纳西族的父权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五世同堂的不多。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 母系家庭，主要存在于泸沽湖畔的纳西人中。这类家庭的特征是；家庭成员普遍过阿注婚姻生活；始祖母都是一个，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里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诸如安排生活、管理仓库、接待客人、均由她掌管。妇女又是某些祭祀活动的主持者。男子常称赞妇女：“庄稼做得好，生意做得起，人前敢讲话，屋里会当家”。母系家庭的财产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具有较多原始共产的色彩。。 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随着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男娶女嫁的正式结婚而形成的。传统习惯是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正式娶妻所生的子女，以及男子过继(收养)女阿夏所生的子女，均属男方的家庭成员，血统一律按父系计算。这些父系成员和女子未嫁所生的母系成员共住一家，便构成了两种血统成员并存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特征是：家庭世系是按母系与父系双系分开计算的；双系成员均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由母系家庭演变为父系家庭的过渡形式。但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并存家庭会出现反复，一旦其后裔又过起男不娶妻，女不嫁夫的阿夏婚生活，它就倒退为母系家庭。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丽江一带纳西族男子服饰与当地汉族相同，寒冬加穿羊皮披肩，中甸一带的穿大襟长衫，着过膝肥腿裤，腰系羊皮兜，扎绑腿。宁蒗、永宁、盐源、木里地区的男子，上穿短衫，下着长裤，宁蒗一带的男子还喜戴手镯，老人穿麻布无领长衫，外加青布坎肩，系腰带。近几十年来穿藏服者渐多。 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因地区而异。丽江纳西族妇女穿长过膝、宽腰、大袖的大褂，外加坎肩，腰系百褶围腰，下着长裤，披羊皮披肩。宁蒗纳西族妇女穿短衫，下系长可及地的百褶裙，披羊皮，裹青布头巾，戴金、银、玉、石等制作的耳环和手镯，并喜欢束“羊皮带”或“围腰带”。羊皮带用棉布制成，每根长约四尺半，宽 约二寸，使用时必须是成对的。围腰带非常精致，只有在节日才系。它是一对长约三尺、宽约两寸的棉布带子，上面绣有盆栽菊花、二龙戏珠等图案。永宁纳西族妇女用牦牛尾巴上的毛编成粗大的假发辫，再在假发外边缠上一大圈蓝、黑两色丝线，并将丝线后垂至腰部。 每逢节日，纳西族妇女都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和披上她们最喜爱的服饰—七星披肩。这种披肩五彩缤纷，十分美丽。它是用整块的黑羊皮做成的，上部缝着6厘米的黑呢子边，两肩处有用丝线绣成的日月图案和依次排列的“七星”。人们称这种披肩为“披星戴月”。它象征着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披肩既有装饰的作用，又非常实用。纳西族妇女劳动时，不习惯用肩挑，多是喜欢用背驮，因此披肩又可当垫肩使用。一物两用。 主词条：纳西语、东巴文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两个方言间虽然语音、语法基本一致，词汇相同率约在70%，但互相交流有一定困难。洱源纳西族在家庭内部仍使用纳西语，由于长期和当地的白、汉族交错杂居，通常使用汉语和白语作为交际语言 。 文字纳西族由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罕见仍使用着的原始象形文字，它比图画进步，但又比已属于表意文字发展阶段的甲骨文原始，是属于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原始象形文字。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 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是指与常用的字形同音同义而写法不同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这套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主词条：东巴经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 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 东巴经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是入乐入调的演唱，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有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收入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