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论文摘要

◎《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200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12期以《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为题转载，第73－75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9期全文转载，第63－66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摘要转载；《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9年5月20日第3版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为题摘要转载；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编委会编《当代中国辽宁：发展?创新?和谐——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获奖成果文集》收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532－537页。◎《中国古都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简介》，《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史学版。◎《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第一作者），《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以《坚持与发展：漆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为题收入瞿林东等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试论先秦巴蜀城市发展的特点与地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反思与创新：赵吉惠先生的史学理论贡献》，《赵吉惠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先秦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秦巴蜀郡县城市述论》，《东亚文史论丛》（日本）2007年11月。◎《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史林》2006年第4期。◎《从考古发现看杜宇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费孝通：学术之树常青——读〈费孝通九十新语〉有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关于城市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探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先秦蜀国城市史论略》，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5月版。◎《论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7期以《城与市双轨并进是中国城市演进的独特道路》为题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4期摘要转载（学术卡片）。◎《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巴国城市发展及其特点初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述论》，《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1期论点摘要。◎《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关系略论》，《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人文地理》2002年第4期；《中国地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摘要转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旧石器时代可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光明日报》2002年7月23日理论版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划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黄土高原地区沙漠治理刍议》（第一作者），《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专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历史影响》，《文博》2001年第5期。◎《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唐都学刊》2001年第3期。◎《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历史认识的检验与真理标准的历史内涵》（第一作者），《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第二作者），《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转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家之言——赵吉惠著〈国学沉思〉读后》，《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晏子春秋〉的成书时间与思想特征》（第一作者），《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元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收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谈谈史学论著的可读性》，《西安日报》1997年8月5日。◎《自然环境与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征》，《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文摘报》1997年9月14日论点摘要；《西安年鉴：1998》（西安出版社1998年6月版）以《经济类型的更新与三秦文化之振兴》为题论点摘编；李炳武总主编、朱士光分卷主编《长安学丛书?历史地理卷》收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司马迁史学地位论辩》，《史记与司马迁研究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论历史研究中史学家的情感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孔子——中国史学、东方史学之父》，《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6年第12期全文转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华夏文化》1995年第4期。◎《试论创造性思维——兼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法》，《东疆学刊》199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逻辑》1995年第7期全文转载。◎《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陈正奇主编《唐都学刊·汉唐研究·史学卷》收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历史学家与历史认识主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5期全文转载。◎《“榆钱”的由来》，《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5、6期。◎《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与目的》（第一作者），《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2年第7期全文转载。◎《心理史学及其应用的方法论原则》，《唐都学刊》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兴学科》1992年第2期全文转载。

你去参考下（社会科学前沿 ）这本期刊，找一些自己想参考的论文，参考下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