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动物学发展历程论文摘要

一、著作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1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4．《〈隋书〉选译》（20万字）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4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4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4．《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3期。《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2期。《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3期；《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文史哲》1993年6期；《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文史哲》1995年3期；《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6期。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文史哲》1997年1期。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文史哲》1986年6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3期；《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文史哲》2002年2期。《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文史哲》2001年3期。《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4期。《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6期。《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史学理论》1987年2期。《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27．《史学，危机何在》《史学理论》1988年3期。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1期。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香港）《法言》1989年3期。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5期。《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读书》1998年12期；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东岳论丛》1989年1期；《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4期；《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东岳论丛》1995年1期；《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3期。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4期。《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1期；《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1期。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东岳论丛》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东岳论丛》2004年1期《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医学是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而成的。在它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原始医学．古代经验医学．近代实验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过程。古代经验医学持续时间很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古代东方国家的医学古代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主要指埃及、巴比仑、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较早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埃及人在尼罗河中游，巴比仑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人在印度河及恒河流域，中国人在黄河流成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业绩。

动物学历史悠久，与人类生产活动关系密切。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人类就逐步认识了一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生活习性及其身体结构，并尝试饲养驯化有益的动物，防治有害的动物，积累了一些动物知识。在4700年以前殷商的甲骨文中，可以辨认出许多兽、鸟、鱼、虫等字，后来的象形文字也把“虫”、“鱼”、“犭”作偏旁，可知已有一定分类观念。3000多年前的著作《夏小正》中即记载了“五月浮游出现，十二月蚂蚁进窝”等生态现象。春秋时代的《诗经》中述及动物达100余种。2500年前的《尚书·禹贡篇》中记载了当时 9个大区域的经济动物种类，是中国动物地理学的萌芽。距今2000多年前的《周礼》中把动物分为毛、羽、介、鳞、蠃5类，大致相当于现代动物分类中的兽类、鸟类、甲壳类、鱼类和软体动物。汉代《尔雅》中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5类，每篇都写了近百种动物。隋唐时期的《扁鹊难经》提到人体血液循环现象比英国学者W哈维约早1000年。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了许多渔、桑、农、牧的经验。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侧线鳞数作为鱼类分类的重要性状，至今沿用。公元265～420年的晋代，中国已率先编纂了动物图谱，稽含的《南方草木状》(304)，绘制了人们利用蚂蚁扑灭柑橘害虫的情景，是世界生物防治的最早范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描述了 400多种动物，许多还附有外形图，堪称动物学史上的伟大典籍。 在西方，动物学的研究开始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总结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得来的动物学知识，并对各种动物作细致深入的观察，记述了450种动物，首次建立起动物分类系统，将它们分为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二大类，且对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也有巨大贡献，被誉为动物学之父。亚氏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宗教的统治反映到一切学术领域之中。维护神权和反动的唯心主义阻碍了动物学及其他科学的自由探讨和发展，这种现象一直拖延至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以后，许多动物学方面的著作纷纷问世。动物分类学及解剖学发展尤为迅速。17世纪显微镜的问世，更推动了微观领域中组织学、胚胎学及原生动物学的繁荣。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Cvon林奈创立了动物分类系统及双名法，将动、植物分为纲、目、属、种和变种5个阶元，奠定了现代分类学的基础。他提出生物皆有种的概念。但他和当时的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持有物种不变的观点，并认为一切物种都是神创造的。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J-Bde拉马克提出了物种进化的思想，认为动物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可以变化、发展和完善。与林奈物种不变的观点相反，这个时期进化论思想传播开来。同时期的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GCuvier，1769—1832）也在比较解剖学及古生物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认为有机体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确立了器官相关定律。运用这个规律，能够根据所发现的有机体的某一块骨头或碎片，恢复它整个的骨骼、外貌，甚至还能概括出化石动物生活方式的某些详细情节。因此他在比较解剖学及古生动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是物种不变观点的拥护者，以“激变论”对抗拉马克的进化论。19世纪中叶，两位德国学者施莱登（MSchleiden，1804—1881）及施旺（TSchwann，1810—1882）提出了细胞学说，阐明了动植物体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细胞。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 C Darwin， 1809—1882）在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1859）一书中，确立了生物进化的学说，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始和生动具体的实例，剖析自然界动物的多样性、同一性、变异性等，推动了动物学的前进。他总结了他自己的观察，并综合动植物饲养、栽培方面的丰富材料，认为生物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种与种之间，至少在当初是没有明确界限的，物种不仅有变化，而且不断地向前发展，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同时他以“自然选择”学说解释了动物界的多样性、同一性、变异性等。《物种起源》的出版，对生物学中的先进思想和工作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著作，马克思认为达尔文的著作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一个致命的打击。恩格斯把《物种起源》和上面所说的细胞学说，分别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虽然从饲养学家那里了解到动植物可以遗传这一事实，但是他却完全不知道遗传的机制。奥国学者孟德尔（GMendel，1822—1884）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发现后代各相对性状的出现，遵循着一定的比例，称为孟德尔定律。这一发现和后来发现的细胞分裂时染色体的行为相吻合，成为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派基因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后，于是DNA复制、转录、遗传信息的传递等问题得到了更精确的回答，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极大地促进了动物科学在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和发展。动物学与数、理、化等相关学科以及动物学科内各分支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使得动物科学的发展速度加快，许多分支学科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以来，由于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研究手段的不断改进，促成了动物学的飞跃。当今的动物学，已由过去的观察描述阶段，上升到了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峰。而进化学说的新成就又进一步证明，突变产生的新遗传基础在进化中有重要的意义，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使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向不同方向发展。

动物科学即以前的畜牧业中国畜牧业史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原始牧业的形成 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羊、、、彘()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或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以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 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牲用”。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捷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代畜牧业 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后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但政府部门对畜牧业的领导管理一直未获加强。初是由陆军部军牧司主持马政，农商部农务司掌农田垦牧事宜。到北洋军阀时期，这些机构便形同虚设，原有官办的大牧场大多废弛。30年代，南京政府在实业部设渔牧司，军政部设马政司，实际也少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