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方向

自1995年到西北政法大学任教以来，闫晓君教授主要从事法律史、法律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秦汉法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先后主持并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校级项目的相关课题研究5项。1、“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考释与研究”，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考论”，2003年司法部“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3、“张家山竹简汉律研究”，2003年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4、“陕派律学”研究，2005年西北政法学院科研项目。5、“陕派律学”人物研究，2008年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 其代表作有：《两汉故事论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法医检验》，《国学研究》第11卷；《张家山汉简“告律”考论》，《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唐律“格杀勿论”源流考》，《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等。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全文转载。此外曾出版专著以及在国内外顶尖及权威核心期刊如《法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法律科学》、《现代法学》、《亚洲研究》等上发表论文近四十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闫晓君教授开辟第二个学术研究方向，即对晚清刑部出现的“陕派律学”进行研究，整理出版了赵舒翘《慎斋文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吉同钧《乐素堂文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支持。在教学方面，先后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法律史、古典法律文献学、秦汉法律研究等课程，教学效果好，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深受学生的欢迎。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研究范围包括历史哲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现代史学思潮、现当代史学研究、史学名著研读、学术大师研究、方志学、历史研究法、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史学史等。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门人才。最终成为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历史学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高级人才。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单位任职。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天津师范大学等。 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脱胎于传统的舆地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四大块：（1）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地理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2）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海陆变迁等。（3）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政区、疆域、经济、城市、人口、交通、军事、社会、文化等。（4）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传世文献、佚失和出土文献等。历史地理专业主要培养掌握历史地理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成果。历史地理学专业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规划、环境保护、新闻出版、方志地名、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以及为政府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等。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1）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2）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4）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历史文献学专业培养掌握历史文献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成果。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也能胜任出版社、新闻单位，以及一般行政部门的工作，具有较广阔的需求前景。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 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边疆民族史、中国边疆民族理论、中国法律史、中国文化史等。研究内容包括：（1）中国自古即为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都为当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今日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本学科侧重研究历史上的族源族属、疆域版图、族际关系、文化接触与融合、人口流动、民族社会变迁、边疆民族学术文化、民族理论诸问题，倡导多学科、多视角交叉的研究范式。（2）中国历代积累了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又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学科方向着重研究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分支领域的重大成就、内在奥秘、原创机制以及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状况，通过全面而系统、深入而准确的理解、诠释，总结和继承古代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为提升民族素养，锻铸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为增强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提供精神资源，储备专门人才。该专业的边疆民族史方向培养专业知识扎实，既熟悉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现实状况，又具有良好理论及学术素养的专门人才；中国文化史方向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有正确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轨迹和重要贡献有较深的认识，对本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动态有清醒的把握。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史、明清史等。中国古代史以中国古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近代以前的中国史都属于研究范围。中国古代史一般以朝代为段落，如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辽宋金元史和明清史等。同时，也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如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社会史等。中国古代史专业培养掌握历史学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有理论及实践意义成果的高级人才。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新闻出版、方志编修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从历时性方面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1840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共时性方面讲，则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培养的是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历史学高级专门人才。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研究现状，并对其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的历史做过专题研究，初步具有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事业及党政军等有关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本专业旨在通过对世界各国、各地区从古至今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其相互联系与交流诸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广角度地深入探讨，科学地揭示各国、各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能够胜任世界史等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研究范围包括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人类学和环境考古等。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人才。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博物馆陈列设计、保护与管理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及文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 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等。